档案在修志中的重要作用早已为人们所认识。唐宋时期就开始运用官府所藏的簿册、文书等档案资料编修方志。如《括地志》就以“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大簿”的记载为基础，全面记述了政区的建置沿革，并兼记山岳形胜、河流沟渠、风俗物产、往古遗迹以及人物故事等。《元和郡县志》也按贞观十三年规划的十道为纲进行编修，为我国现存最早较完整的全国性总志。晚清时，张之洞亲自参与《光绪•顺天府志》的编纂，他提出地方志编写要以“官文为据”，“官文”就是“档案”。民国时期黄炎培在《川沙县志》导言中指出：“志乘取材，非可向壁，一部得自调查，而大部录诸档案。”20世纪80年代全国首轮修志中所出版的志书，在凡例中都注明“本志资料主要来自档案”。 凡此种种奠定了档案在地方志编修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由此也说明史志的编修离不开档案。

地方志编修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档案，编史修志部门自然就成了档案利用大户。以20世纪80年代遂昌修志为例，当时的遂昌县志办公室按县志篇目，给全县机关、企事业单位布置修志任务，66个有承编任务的单位均组织人员到县档案馆查阅利用馆藏历史档案，计13600多卷，梳理出“遂昌历代行政区划”、“遂昌自然灾害”等资料，为编纂遂昌县志建置篇和民政志提供了资料保证。2002年遂昌县人武部编纂《遂昌县军事志》，编修人员查阅有关军事的历史档案约1200余卷，最终编成一部50多万字的军书志。由于档案较齐全，档案资料利用较充分，该书基本做到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保证了志书质量。2009年，遂昌县党史办组织力量到县档案馆查阅1949至2010年的有关档案800余卷，完成了《中共遂昌党史》（二卷）的编纂工作。

如上所述，既然地方志编修离不开档案，那么，如何使档案工作和修志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并为之服务呢？遂昌县档案馆对此作了一些探索。

首先，及时公布馆藏档案门类、卷数及地方文献名录。通过《丽水方志》及时刊登馆藏档案的相关情况，引起方志界的关注。同时，在遵循《国家档案馆开放档案办法》的前提下，每年在《遂昌报》及县档案网站上定期公布可公开查阅档案资料的全宗，方便修志者查阅利用。

其次，编制《遂昌县档案指南》。着重介绍县档案馆的概况、馆藏档案及文献资料概况，详尽罗列各部门、各类档案的明细目录。并将该指南赠送县属相关单位部门，直接指导档案资料的收集工作，为修志工作提供便利。

第三，针对利用率较高的档案资料，建立文件条目级数据库。如根据《浙江省民生档案信息基础数据库结构与交换格式》的要求，建立了婚姻、土地承包、山林、房产、知青、公证等专题数据库，近11万条，方便修志者查询。

第四，编研专题资料，为修志提供服务。2005年，遂昌县档案馆利用馆藏资源编研《今日遂昌要事集萃》，将发生在遂昌的重大活动、重要会议、重大事件以及民情、风俗等进行了全面汇集，至2010年底共编研了4辑，为地方志编修提供了系统的资料。编纂了《仙县遂昌》一书，内容涉及风景名胜、文化艺术、名品物语、民情民俗、名士风采等5部分，近12万字，全书与地方志相互参照，补地方志之略缺，颇具文史价值。此外，还编纂了《遂昌县遭日本侵略所受损失史料汇编》、《书记、县长精彩公务录》（一年一册）等，都极具参考和史料价值。

综上所述，档案是地方志的主要资料来源，档案工作和地方志工作也有很好的互补性，所以修志部门要与档案部门保持横向联系，做到资料、信息互补，使档案工作与修志工作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浙江文化强省建设作出新贡献。

 

（刊登于《浙江档案》2012年第三期，作者为遂昌县广播电视台曾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