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忠友

　　月影儿快要圆时，

　　春风吹来了一番花信。

　　我便踱往那西子湖边，

　　汲取了清洁的湖水一瓶。

　　我攀折了你这枝梅花，

　　虔诚地在瓶中供养，

　　我做了个巡礼的蜂儿，

　　吮吸着你的清香。

　　啊，人如要说我痴迷，

　　我也有我的针刺。

　　试问人是谁不爱花，

　　他虽是学花无语。

　　我爱兰也爱蔷薇，

　　我爱诗也爱图画，

　　我如今又爱了梅花，

　　我于心有何惧怕?

　　梅花呀，我谢你幽情，

　　你带回了我的青春。

　　我久已干涸了的心泉，

　　又从我化石的胸中飞迸。

　　我这个小小的瓶中，

　　每日有清泉灌注，

　　梅花哟，我深深祝你长存，

　　永远的春风和煦。

　　这是时为著名青年诗人的郭沫若于1925年3月9日写的《献诗》(组诗《瓶》的外一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用优美的诗句向“梅花”献上了自己的满腔爱意，并隐约诉说了一段恋爱故事。诗中的“梅花”到底是谁？他是在怎样的情景下写成组诗《瓶》和同题散文《孤山的梅花》的呢？这一直是中国诗坛乃至整个文坛关注的一个悬案，各种说法莫衷一是。

　　诗人蒲风1936年4月在日本拜访郭沫若时，特意问他：“《瓶》的组诗是如何创作出来的？”郭沫若回答说：“全是写实，并无多少想象成分。”笔者认为这是事实。另据上海文史馆沈飞德先生曾采访郁达夫先生夫人王映霞时，王女士向他介绍郭沫若诗中的“梅花”就是与笔者同乡同宗的徐亦定。笔者因而对此悬案产生了浓厚兴趣，并采访了杭州市和江山市的多位文化艺术界人士，作了一番新的探究……

　　郭沫若应邀赴杭州

　　1924年冬天，32岁的郭沫若带着日本妻子安娜(佐藤富子)和3个子女从东京回国，住在上海。在此前的1921年6月8日，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赴日留学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多次在上海和日本协商，并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第二改盛馆的郁达夫寓所中，利用上海泰东图书局的一些条件，成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同年秋天，他们在上海出版发行了《创造社丛书》，最初收入丛书中的有郭沫若的诗作《女神》、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还有郭沫若翻译的德国著名作家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作品。

　　随着事业发展，1922年5月起，创造社在上海编辑出版了《创造》季刊；1923年5月起，又编辑出版了《创造周报》；同年7月，他们还在《中华新报》上开辟文学副刊《创造日》。1926年3月15日，他们在上海四川北路1811弄麦拿里41号成立了创造社出版部。

　　郭沫若是最初提议创造社者，所以同仁中有人称：“沫若为创造社之骨，仿吾为韧带，资平为肉，达夫为皮。”郭沫若思想活跃，创作勤奋，他在创造社编辑出版的书报刊中发表了许多诗歌等文学作品，以全新的文艺思想、创作倾向和较高的文学水准吸引了大量读者的关注，极大提高了这位青年诗人在中国诗坛的知名度，他因而被誉为“中国新诗第一人”，还常有读者写信给他。

　　1925年2月6日，郭沫若收到一位杭州友人寄来的一封信，邀请他到杭州西湖赏月观梅。2月中旬，郭沫若先向妻子安娜说明了杭州友人邀请他游西湖的事，安娜并没有阻拦。他本想带孩子同去杭州玩，但因当时军阀混战路上怕有危险，后来还是自己一个人乘上从上海开往杭州的火车。

　　宝石山上的邂逅

　　2月15日上午，郭沫若在徐葆炎等友人的陪同下来到西湖之滨北山路边，开始攀登宝石山。为了增加旅游的欢乐气氛，徐葆炎还把在杭州浙江省立女子中学校读书的堂妹徐亦定一起叫去陪郭沫若等人游西湖。

　　徐亦定原名徐逸庭，1907年出生。至于她的家址，上世纪90年代初骆寒超教授曾委托时任江山市政协副主席何蔚萍去查过，是在江山市城关镇市心街经堂右巷2号一个书香之家。另据江山史书记载：徐亦定的祖上曾出过一位叫徐霈的大人物。徐霈自幼聪明好学，青年时期曾拜著名理学家王阳明为师，为王阳明之得意门生，深得“致良知”哲学之要旨。

　　徐亦定少女时期就读于江山县西河女校，因成绩优秀，毕业后，就被保送到浙江省立女子中学校念书。浙江省立女子中学校就是现杭州第十四中学的前身，地址在杭州凤起路最西端，与西湖邻近。

　　时年18岁的徐亦定长得清纯靓丽，她陪郭沫若一行去爬宝石山，自然得到大家的喜欢。虽然宝石山不高，但山路陡峭，徐亦定爬到半山腰就一时气喘吁吁，停住了脚步。而站在山顶欣赏风光的郭沫若发现山腰间掉队的徐亦定后，就主动跑下来拉她上山。

　　到山顶后，郭沫若又拉着徐亦定绕着保俶塔走了数圈，并问她学校和学习情况等问题。徐亦定也用知识女性的话语作了回答，更让郭沫若感到很有好感，觉得颇有共同语言。徐亦定曾读过郭沫若的《女神》诗集等文学作品，所以最初她对身边这个大诗人是有仰慕甚至有紧张的感觉。后来她看到郭沫若主动下来拉她上山，还亲切与她交谈，感到他既有学识又平易近人，心情也就显得轻松多了。

　　游了宝石山，郭沫若在徐亦定、徐葆炎等友人陪同下，又往前去灵峰、孤山一带观梅……

　　白云庵月老像前求签

　　游玩还没有结束，郭沫若、徐亦定等从孤山出来后，便在平湖秋月上船，游了西湖阮公墩、湖心亭、三潭印月等风景区。已近黄昏时分，郭沫若特意和徐亦定等在汪庄(今西子国宾馆)附近的湖边下船，上岸后就走进了白云庵。

　　郭沫若与徐亦定等进入白云庵后，在月下老人像前求了签。对这段游程，郭沫若后来在《瓶》的第一首诗中是这样描写的：“我们又曾经在那日的黄昏时分，渡往白云庵里去，叩问月下老人，她得的是：‘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我得的是：‘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郭沫若一行从白云庵出来后，就在西湖边的一个饭店里用了晚餐。因这天是星期天，徐亦定是浙江省立女子中学的住宿生，按规定一定要在晚自修以前回到学校。所以吃完晚饭后，她就告别大家回学校去了，郭沫若坚持把她送了一段路，最后目送着她远去了的背影还久久未能回过头来。

　　可以说，郭沫若与徐亦定的面对面接触和这次西湖都到此结束了。但笔者看到有多篇文章称，郁达夫先生夫人、也是徐亦定3年同窗同座的王映霞女士，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介绍说：“就在那年(1925)暑期，她(徐亦定)接受郭沫若的邀请，到烟霞洞与他同住了一个暑期。”这一说法可以说为这段恋爱增添了一团“烟霞”。

　　笔者经反复考证后觉得对此值得商榷，我甚至认为这个说法是有出入的：其一，估计是王映霞女士年事已高，把郭沫若与徐亦定在白云庵月下老人像前求签与当年胡适先生与曹诚英女士在烟霞洞住了一个暑期的事搞混了。其二：在上世纪90年代初，徐亦定在给王映霞的一封复信中写道：“你来信问我烟霞洞度假是哪一年？我真像堕入五里雾中，十分诧异！不知你什么时候怎样得来这个信息的？我多年在乡下，真是孤陋寡闻，外面的事情一点也不知道。以后还希望你多和我谈谈，为我开阔眼界。”徐亦定接着还在信中说：“郭老已作古，他已不能为自己辩解，我作为一个当事人如果把没有的事情强加于他使他蒙不白之冤，那是要受良心谴责的。”由此可见，她本人是否定这件事的。其三，郭沫若在《瓶》的组诗中，最后一首诗是写于1925年的3月30日晨。从诗中也可以看出，他俩的这段短暂恋爱至此已经结束了。无论是主客观条件，他俩都不可能在烟霞洞住一个暑期。所以，笔者倾向于郭沫若与徐亦定没游过烟霞洞，更没有住过烟霞洞的结论。

　　《瓶》的横空出世

　　郭沫若回到上海后，心中情感的波澜久久难以平静，夜不能寐，诗兴大发，便于2月18日早晨写出了组诗《瓶》的第一首诗，从中就可以隐约看出他和徐亦定见面时的印象和游玩的情况。

　　静静地，静静地，闭上我的眼睛，

　　把她的模样儿慢慢地，慢慢地记省——

　　她的发辫上有一个琥珀的别针，

　　几颗璀璨的钻珠儿在那针上反映。

　　她的额沿上蓄着有刘海几分，

　　总爱俯视的眼睛不肯十分看人。

　　她的脸色呀，是的，是白皙而丰润，

　　可她那模样儿呀，我总记不分明。

　　我们同立过放鹤亭畔的梅荫，

　　我们又同饮过抱朴庐内的芳茗。

　　宝叔山上的崖石过于嶙峋，

　　我还牵持过她那凝脂的手颈。

　　……

　　郭沫若将诗写好后，又写了一封附信，在信的开头他亲切地称徐亦定为“妹妹”。因为他要说的话都在诗中说了，所以信并不长，除了问候还简单写了那天游湖的事，信末的落款用了“沫若”两字，然后于当天从上海寄出。可求信心切的郭沫若竟等了两天还没有收到徐亦定的回信，心里就有点焦急了，便在接下来的时间又写了数封诗信。

　　在收到郭沫若的第十首诗及相关信后，徐亦定终于给他写了封回信，表示问候和感谢，并告诉他因校中功课忙，要到星期天才有空余时间，请先生原谅。平时常读先生文章，先生学问很好，请以后常常赐教，并欢迎先生有机会再到杭州长住。而郭沫若兴奋之际，也做了诸多首诗。特别是在3月9日夜，郭沫若还写了一首本文开头所引用的《献诗》。至此，这段恋情在诗人心中已到达高潮。

　　郭沫若作为创造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又是著名的浪漫诗人，这些坦率表白心中爱慕的诗和信，不能不让年轻美貌的徐亦定有点动心。但她也了解到，自己面对的是一道当时无法逾越的鸿沟和巨大的社会压力。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徐亦定觉得如继续发展下去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她只能激流勇退，便挥笔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表明她只愿做他的妹妹，而不是妻子。

　　3月24日，估计是郭沫若收到了徐亦定的信后，也在一天里写了4首诗，并在之后连续作诗表达自己的苦闷心情。经过了多天的反思，郭沫若终于从一种爱情的梦幻中走出来。他于3月30日早晨在失望中写了第42首也是《瓶》的最后一首诗：

　　昨夜里临到了黎明时分，

　　我看见她最后的一封信来。

　　那信里夹着许多的空行，

　　我读后感觉着异常惊怪。

　　她说道：“哥哥哟，你在……

　　啊，其实呀，我也是在……

　　我所以总不肯说出口来，

　　是因为我深怕使你悲哀。

　　到如今你既是那么烦恼，

　　哥哥哟，我不妨直率地对你相告：

　　我今后是已经矢志独身，

　　这是我对你的唯一的酬报……”

　　啊，可惜我还不曾把信看完，

　　意外的欢娱惊启了我的梦眼：

　　我醒来向我的四周看时，

　　一个破了的花瓶倒在墓前。

　　最终的归宿

　　1926年4月16日，在好朋友郁达夫先生的说服下，郭沫若终于将组诗《瓶》拿出来，首先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2期公开发表。郁达夫在《附记》中说：“我们看过他的《文艺论集》序文的人，大概都该知道，沫若近来的思想大变了。这抒情诗四十二首(外加一首《献诗》共43首——笔者注)，还是去年的作品。他本来不愿意发表，是我硬把它们拿来发表的。我想诗人的社会化也不要紧，不一定要在诗里有手枪、炸弹，连写几百个‘革命’‘革命’的字样，才能配得上称真正的革命诗。把你真正的感情，无掩饰地吐露出来，把你的同火山似的热情喷发出来，使读你的诗的人，也一样的和你悲啼喜笑，才是诗人的天职。革命事业的勃发，也贵在有这点热情。这一种热情的培养，要赖柔美圣洁的女性的爱……”

　　1927年4月1日，郭沫若的诗集《瓶》又由创造社出版部出版。《献诗》则作为诗集的开篇，接着按写作时间的顺序排列42首诗，可以说在此前爱情诗中是罕见的。书的后面是郁达夫先生写的《附记》。这本诗集发行后，立即在读者中引起了轰动。因此，《瓶》还多次再版，也成为郭沫若继《女神》之后问世的又一部重要诗集，成为后来文学评论界研究他的作品之一。

　　1926年，郭沫若投笔从戎,1978年6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徐亦定在浙江省立女子中学就读期间，经堂哥徐葆炎介绍，认识了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的成仿吾侄子成绍宗。成绍宗是湖北新化人，他不仅当过创造社出版部的会计，无论是写作、翻译、编校能力，还是组织、活动能力，均颇出色。据《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一书中介绍，徐亦定和成绍宗1928年在上海结婚。抗日战争爆发后，徐亦定和成绍宗离开上海到江西上饶师范教书。

　　徐亦定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退休，她没有生育过子女，便回江山老家照顾年迈的老母。母亲去世后，她虽然孤寡一人，年岁又大了，但还是坚持生活自理，低调做人，从不想借郭沫若之名让自己出名，所以邻居们并不知道她与郭沫若之间还有这么一件情事。她大约在1996年前后去世，也是90岁左右的长寿老人。她居住的徐家老宅已在1998年江山修建鹿溪中路时，被征用拆迁掉了。

　　徐亦定人生的最后归宿，也正如她自己在1992年1月31日回复老同学王映霞信中非常谦和低调所说：“在历史的长河中像这样微不足道的事情，恐怕比恒河沙数还要多得多……”可见她的心胸还是很豁达的，精神上不仅有着梅花般的高洁，同时也融合了江山人朴实的风格。

　　作者简介

　　徐忠友出生于衢州江山，现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著名传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