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区“蓝山书院”主人王汉龙收藏有部分三衢名师林科棠的史料。出生于原衢县樟潭镇的林科棠(1893年—1960年)，是“衢州六烈士”之一林维雁的父亲。 　　林科棠一生从事教育，曾在衢州中学(现衢州一中)、樟潭小学、鹿鸣小学、徐州铜山中学、金华七中、衢州师范等学校从教。解放后曾任衢州师范学校校长。林科棠治学严谨、甘于清贫、经常接济困难师生且教学认真，除了教学国文、数学、历史，他还从事教育心理学、教育统计学、教育行政学的科研工作。

为人师表

　　据徐晓琴《樟树潭》一书介绍，抗战期间，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欲聘请林科棠到重庆大学任教，林科棠婉拒。他认为，在当时，普及教育比大专教育更重要：“倘连宣传抗日的标语也不识，远水难救近火。”

　　已故的文史老人傅春龄曾撰文回忆：“我的国文程度是属一般水平，可是林先生关爱有加，经常在我的作文簿上圈圈点点，给予夸奖，后来我进入大学时放弃理科改读文科，这一转变无疑和林先生当年给我的鼓励不无关系。”

　　林科棠在培养子女问题上，一扫“男尊女卑”的观念。每年寒暑假，家里就像一个说书场。林科棠总是尽力挤出时间，认真细致，有声有色地给女儿讲解许多中外著名的童话和传奇故事。林科棠还对子女讲英雄儿女的故事，了解民间的疾苦，赞赏那善良正义和敢于反抗斗争的英雄，从小培养她们坚强斗争意志。后来，林科棠的女儿林维雁同志成为杰出的共产党战士，为革命事业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和林科棠的悉心培养和长时教诲是分不开的。

　　遗憾的是，林科棠在“反右”扩大化时期，曾被错划右派，上世纪80年代恢复名誉时，他已去世20年。

　　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

　　1920年1月，林科棠失业了，面对事业和生活困窘，他忧心忡忡，以致患病发高烧。病愈后，林科棠开始自学日文。1921年，林科棠到上海闸北一小学任教员，后被同乡郑次川先生推荐，任中国近代著名学者和出版家王云五先生两个儿子的家庭教师。

　　林科棠既能胜任多学科教育，对儿童教育又有方法，得到王云五的好评。在当家庭教师期间，王云五发现，林科棠的日文挺不错，就推荐他也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这样，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衢人就有3位，分别是郑次川、刘培风、林科棠。

　　此后，林科棠于数年内翻译出版了5本译著，内容涉及宗教学、教育学和伦理学。同时，林科棠又参加了王云五《万有文库·国学丛书》的编著工作。在《万有文库》第一集中，林科棠编译了《宋儒与佛教》《中国算学之特色》《算术·复名数》。

　　1927年，也许还夹杂着对家乡的眷恋，林科棠回到衢县，先后在衢县中山小学(现为市区鹿鸣小学)和衢州中学附属小学担任校长和主任。

　　1932年，虽然林科棠已39周岁了，可他仍抱着极大的志气进入私立上海大夏大学(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前身)教育系求学。该校原是一所教会学校，部分老师上课全用英语。林科棠刻苦学习，克服了听、讲、用英语的困难。

　　学习期间，林科棠的父母生病，他不得不赶回老家，照料父母、办理丧事；这时，林科棠的长女又得肺病死亡。忍受着心理和生理的疼痛，林科棠选择和困难决战，终于以优异的成绩实现了上大学的夙愿。

　　抗战全面爆发后，林科棠随学校而颠沛流离，先后在衢县静岩的省立衢州中学、源口村县立简易师范、县立初级中学任教。林科棠始终坚守教育阵地，情系祖国和民族的命运。

　　谱写抗日歌谣

　　在艺术兴趣方面，林科棠博学多能，刻苦钻研古典文学，爱好诗词歌曲，尤其擅长声律，对昆曲亦有研究。更曾创作《长江呀长江》《钱江潮》《锦绣河山》《骂汉奸》等四首抗日歌曲。

　　在那山河破碎，战火纷飞的年代，林科棠所创作的歌词，以大义凛然，爱憎分明和嫉恶如仇的鲜明风格，感染、激励和教育着—代学子和人民大众，唤醒他们抗日救亡意识，培养了他们的爱国情怀。

　　除了抗战歌曲外，我市鹿鸣小学校歌、樟潭中心学校校歌、衢县县立初级中学校歌的歌词均为林科棠所作。最值得纪念的是林维雁和其父亲林科棠曾合作有一首抗日歌谣。 据林维雁的妹妹林维凤回忆，大约1938年春，林维凤所在学校要开展抗日文艺宣传，林维雁就鼓励妹妹：“你一定要参加，我给你写一抗日歌谣，而且可以表演。”于是，林维雁将著名歌曲作者黎锦晖的《蝶恋花》改成抗日歌谣《飞机歌》，父亲林科棠很是夸奖，他拿着笛子试吹了几遍，又记录下曲谱，教会女儿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