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区古书观止斋主人王汉龙收藏有大量的抗战史料。其中，关于抗战杂志就有上百本，而这之中的3册《战时中学生》更是有不少故事。

　　考《战时中学生》主编之一郭莽西的年表知悉，《战时中学生》大约创刊于1938年，由杭州正中书局发行。全面抗战爆发后，由陈立夫创立的正中书局在浙江设有分局。抗战期间，应形势需要，正中书局曾编印有大量战时读物，《战时中学生》即是其中之一。

　　王汉龙收藏的3册民国二十八年(1939)的《战时中学生》，分别是第9期、第10期、第11期。

　　记者　巫少飞

　　反对投降，鼓舞抗战”

　　《战时中学生》的小栏目既有“每月社谈”“每月讲坛”“学生园地”，也有“国际问题讲座”“文学”“国防地理”等。作者队伍既有偏远的贵州，也有本省的绍兴、衢州。

　　从《战时中学生》第9期看，内容既有王道平写的《九一八事变回忆》、陈虞孙写的《国际新形势与我国抗战前途》、宋念慈写的《东南沿海区之地理形势》等，也有各学科老师写的《各科笔记作法专辑》；既有张健甫写的连载《伪满洲国真相》，也有记者写的《一月来中国与国际》。且译文、诗歌、政论、漫画、版画穿插，非常精美有序，体现着编辑的匠心。

　　反对投降，鼓舞抗战，这两点在《战时中学生》中处处有体现。比如第10期的“每月社谈”，郭莽西用了一系列的排比，痛斥汪精卫从“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沦落至首鼠两端的“蚯蚓”。当然，痛斥汪精卫成为傀儡汉奸的文章非常之多，杂志甚至编译了一篇日本人吉冈文六批评汪精卫的文章。

　　刊物处处体现抗战精神。无论是缴学费的小事，还是科学园地的地理知识，只要能和抗战联系起来，作者、编辑都尽量地激励抗战。

　　值得注意的是，《战时中学生》第10期刊发的蒋耐耕所写的《革命文学家鲁迅》。文章第一段就有“假如鲁迅现在还活着”的问题。蒋耐耕用他沉郁的笔调写道：“周作人的变节，如果地下的鲁迅有知，他将如何的深恶痛绝！”

《战时中学生》中的漫画

　1939年的《战时中学生》

　　衢州一中老师所著佚文

　　王汉龙收藏的1939《战时中学生》至少有三位浙江省立衢州中学(以下统一称“衢州一中”)的老师文章，这3位老师分别是陈康白、王季思、陈友琴。

　　陈康白在《在校和出校》一文中，主要指出一部分中学生在校和出校时言行表现有脱节现象。他鼓励学生言行一致、“反躬实践，身体力行”。陈康白、王西彦、陈友琴、袁微子，此四位名师为衢州一中当时师生公认的“四大才子”。

　　王季思的文章有5篇，分别是《加紧科学学习》《中国的笔记小说》《时论的格局》《也算文章讲话》《词的正变》。王季思在《也算文章讲话》中提到文章作法。他说，有一种“扁担题”是多做不得，何谓“扁担题”，就是那种《读书与救国》《力学与抗战》的文章。

　　王季思在《词的正变》中谈了词的兴起、流派等。

　　发表在《战时中学生》上的陈友琴文章有2篇。在“每月社谈”的栏目下有陈友琴一篇《焦大与刘四》，讲的是教师如何骂学生。陈友琴的意思是，骂学生可以，但不能经常骂，不能用脏话的“国骂”，且骂得要有理。

　　陈友琴在《战时中学生》中写了一篇《孔子的军事学及其御暴精神》。他在文中提到了写作动机：“我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是因为：某日在某中学的讲演会上，听到一位先生讲，他说我们中华民族衰颓不能尚武的原因，应归咎于孔子的主张和平礼仪，并引证孔子云：‘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的话头，来说明孔子的不尚武。这真是闭着眼睛在瞎嚼，一面贻误青年，一面妨害抗战，是不可以不辨。”

　　陈友琴写此文，所参引材料非常广博，有《史记·孔子世家》《新序》《史记集解》《左传》《孔子家语》等。

　　虽然，我们印象中的孔子一直是和平主义者，特别讲究礼、仁、和，但至少陈友琴的解释能自圆其说。事实上，陈友琴“武化”孔子，唯一的目的是：为抗战服务！

　　有一种力量叫“文化”

　　衢州一中的前身是1902年创办的衢郡中学堂；辛亥革命后，曾称“浙江省立第八中学校”；1937年称“浙江省立衢州中学”。在漫长的岁月中，衢州一中一直是浙西地区最高学府。抗战期间，衢州一中有一批优秀的语文老师。

　　据衢州一中1940年毕业生叶彦谦的回忆：“校长沈先生是杭高老师，与当时的教育所长许绍棣的关系很好，活动能力很强，所以能把许多杭高的老师以及其他一些有名气的人都请到衢中来。”

　　又据衢州一中1940年毕业生潘柏西的回忆：“陈友琴接教我们说文解字，讲得津津有味。后来，我常用那些象形的中国古体字来向人解释中国造字的来源。”

　　抗战期间的衢州一中教材，其选的文章多与培养爱国爱民的情操为主。如衢州一中1943年毕业的斯杭生回忆道：“语文则选读古今现实主义作家和爱国诗人的散文和诗词，如杜甫的《兵车行》《石壕吏》，文天祥的《正气歌》，方苞的《左忠毅公轶事》，林觉民的《与妻绝笔书》以及鲁迅的一些杂文等等。”　全面抗战爆发后，当人们陆续了解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暴行后，1943年《洛杉矶时报》的社论如此痛斥日本军阀：“称其为野兽是对低等动物不公；若称其为魔鬼甚至是对地狱的诽谤。”然而，就在如此极端的年代里，依然有废墟上的书声，无论是读书报国，还是记忆历史，前辈学人告诉我们：总有一种力量叫“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