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光《民俗品赏》序言

　　咂着老酒、一身中山装的老潘本身就像民俗，这么说并不是指老潘的守旧，而是关于民俗——并不是灭绝之虞的艺术形式，而是体现了文化多样性中的人类创造力，是平等和互相尊重。钩稽衢州掌故，热爱地方文史，用平理如衡的人生态度与尖锐的现实达成宽容、理解，老潘坚持到了现在。

　　老潘是一个在新时代成长的知识分子，很有文史才华，如果生活在一个正常的时代，他可以顺理成章地走上学术道路。不幸的是，在他有强烈愿望的时候，他所生活的时代已没有学术了。老一辈痛苦的是以后不能再从事学术工作，而对潘玉光这样的青年才俊来说，却是他们已没有可能过上真正的学术生活。直至今天，老潘还常说：“我没有什么研究。”显然有自嘲的成分。

　　当政治空气回暖时，没有时间怨怼的老潘重拾了地方文史传统，并步步为营、锱铢必较地推进着自己的研究。由《从诗杰到城隍神》、《事元的宋代状元留梦炎》、《状元汪应辰》等文章组成的地方文史考，至今老潘已编著了30多本。

　　当孔子带着强烈的精英意识把人群划为“上智”和“下愚”时，他其实把重建文化荦荦大端的希望寄托于乡野。1956年，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针对不同的文化创造主体提出“大传统”与“小传统”，后来学者以为雷德菲尔德错了，是因为由乡野叙述的文化寓体才是最为生动的“大传统”。并不是“地方”、“民间”就黯淡或贫弱，承载伟大传统的乡野民间也是文化的寥寥长风。而老潘推进的那些三衢地方文史的涓滴，恰恰避免了乡野、地方被权力精英书写掌握并吞噬的命运。

　　制陶、织布被放在玻璃橱窗里，草秸被编成黄金，电视的黄金时段制造着江山兴亡、英雄美人……历史从未死去，它甚至还没来得及过去。这时的老潘意识到，地方文史还不仅仅是周末松懈美学的知识花絮，也不是罗生门式的各执一词。退休多年后，老潘雄心壮志地开始了他的“向度”，这也是老潘在《民俗品赏》中显示的“野心”：从更高的维度，用“理论旅行”审视我们的日用寻常。也许只有经由这一裂隙，柏拉图洞穴外的光才能照进来。

　　乡愁不完全取决于空间，还取决于时间。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记忆地方文史的第一层功能是消费，所有与历史记忆相关的建筑、园林、服饰都可以成为市场上的消费对象，故宫、兵马俑是帝国记忆体的最高典范。第二层功能是摆谱，我们的意识形态需要光辉灿烂的记忆。而第三层功能是反思。在一个古老形态崩溃中脱胎出来的文化，以蹒跚的步履和探询的目光行走在这个充满变数、危机和希望的世界上，我们记忆的文史如何为我们打开通向未来的灯火？

　　在不可逆的时间刻度上，最大的变化也许是传统之轮涅。但正因为有旧的漂移、变形、解体，才有可能焕发出重构的可能。历史并不是“又一个讨厌的现实”，文史事实也不隐含其“必然为真”的真理。换句话说，一旦发现被人当作真实的而“被发现”，那么它不能再是其他的东西了。所以，过去并不是发生在两百年或两千年前的事实，它是有关两百年或两千年前所发生的事实的审视。审视包括了审视者和审视者的眼界，从这个角度讲，“先行者”对“后死者”是有“托孤”的。

　　被“托孤”的老潘在推演旧邦中有了新的诠释。《从年俗中看九州同宗》、《传统节日蕴含的民众心理》、《传说中的科学萌芽》、《庙会兴盛探因》等研究，老潘如老吏断狱，风格老练、简洁有力地述说着他的理解。和以往的研究一样，除了老牛舔犊般的情感注入，老潘没有文饰的习惯。他要言不烦，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显然超越了经验主义的藩篱。而多有新意与洞见的《民间结社》、《余家山头女儿节》、《祭祀的主题》等，老潘知道，同族群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

　　当然，在构成民俗或地方文史的物质生产、组织制度和思想观念三个层面中，老潘和目前的解释仍留有巨大的缺口，但这不妨碍霍布斯·鲍曼的理解：“传统所呈现的面貌，其实是基于当下的一种再创造。”达天人之际、幽明之序的地方文史研究充满了吊诡，在消长起落间，恰恰成全了自己——其实是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历史入口。

　　(巫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