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房子不算老，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后一年建成的。迁入的时候，父母单位派大卡车拉人运家具，坐车的人都包裹成化妆进村的鬼子样，一路尘土一路拉风。坑坑洼洼的道路，还颠碎了不少老家什。我喜欢的袖珍五斗橱，也在那一次大迁徙中，颠成了碎片。那是小时候流行的手工艺品，用硬纸板粘合而成，每个部件都能活动，外面还刷了一层清漆，除了尺寸，完全仿真。因为特别喜爱这一类的小玩意，所以，很是惋惜了一阵子。

　　不过，除了自己喜欢的新奇玩意，我算是很败家的。比如随外公来南方的那只铜脸盆，被外公用炉灰擦得锃亮的时候，黄澄澄的，很是“高大上”，后来被我没长指纹的手摔漏了底，成了废品，大迁徙的时候被我悄悄卖掉，惹得母亲好几年唠叨。十几年后的一天，我在央视某频道看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脸盆，被当做文物小心翼翼地捧着，心里那叫一个悔，果然是没有文化的败家子。

　　同时，被颠覆的还有封闭的大院式生活方式。比如之前完全不用操心的水、电、煤气、粮食和副食品供应，都已与社会接轨，需要父母小心精确地计算使用量和缴费期限；又比如随时都能买到的蔬菜水果，纠正了父母多年来见货就屯的积习；再比如遍布大街小巷的服装日用品，是多么令我们眼花缭乱。尽管现在来看，那些非正常状态下的购入，大半是冲动的产物，但至少当时不知所措的惊喜，很傻很天真。

　　前几天，被加了某单位子弟微信群，有人将在那个巨型院子长大的人划为“三乎人类”：黑乎乎，胖乎乎，傻乎乎，说他们与城里长大的混在一起极易分辨。那一刻不禁哑然：这不就是我吗？

　　新房子向老房子进化的时光里，家已经被各式各样的物件渐渐填满，整理更新成为当务之急。然而，每次找遍理由整出一堆东西打算处理，多半又会被父母强行留下，只能等待下个时机出现再做无用功，就这样周而复始。比如那两只坏掉的手表，修理了无数次还是走走停停，不肯正常工作，为此，帮父母换了两次新表，最终都不见出现在二老手腕上。我娘姆妈说话：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的亲娘，新的早来了，是您舍不得让旧的去好不好？

　　待父母相继故去，再也没有人阻止我扔东西，老房子的整理变得自由且散漫。在那些装满杂物的抽屉里，我找到了失踪很久的藏书章，父母亲一直没有带的新手表，一度失宠又重新开始流行的马口零钱包，甚至还有我刚参加工作那几年的获奖证书，它们与父亲青年时代读过的俄文书一起，串起了漫长的岁月。阳光暖暖的午后，坐在母亲生前常坐的旧藤椅上，信手翻着手边的各色杂物，一切是如此亲切和令人依恋。我开始纠结这些杂物的取舍。

　　我们曾经是那么依赖我们的亲人，依赖着我们的家。可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让我们的家越来越像一个生命中的车站，而自己就是一个过客。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才能平心静气地与老人交谈，与孩子相处。

　　大约有两年多的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会路过一个地方，每一次感觉都很特别。那应该是忠烈庙附近的一条老街，路边有个拱形门，里面既不是公园，也不是著名景点，只是一个寻常的庭院，院子里有幢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期特色的楼房。早晨，阳光洒落的时候，院子里有鸟啼，有老人晨练，附近有炸油条的气味，还有拎购物袋去菜市场的老夫妇；傍晚，有灯光伴着饭菜的香气，从门窗里飘溢出来，还有隐隐的欢声笑语，有电视在播放。偶尔也会有人争吵、哭泣，当然也会有人大声唱歌，那应该就是寻常百姓家的寻常夜晚。

　　我想说的是，每一次路过那个拱形门，我都特别想知道，那幢楼里的父母，是不是也会竭力反对孩子们扔掉家里的旧东西。而在若干年后，他们的孩子，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再次纠结起那些杂物的取舍。

　　游荡在家什满满的老房子里，心却是空荡荡的。老房子用沉默告诉我，老房子里必须住着老人家，老人家会让客厅里的收音机咿咿呀呀地唱着戏，不管你喜不喜欢听；老房子的厨房里始终有热乎乎的饭菜，等待饥肠辘辘的你；老房子会有人给你开门，不用你翻天覆地地找钥匙；老房子里还会有两位老人，一个笑眯眯地望着你，一个絮絮叨叨地念着你，这就是老房子的魅力。所以，老房子里的年夜饭，总是有人会醉倒在老房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