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鹏程

　　人间四月，由省委宣传部、省作协组织的“钱塘江抒怀”采风团来到衢州采风。在钱江源的一家“农家乐”中，好客的主人拿了些糖果招待客人，当有人剥开糖衣招呼大家分享时，采风团中刚获“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的诗人高鹏程摆摆手：“我胃不好，不能吃糖。”——像某种隐语，高鹏程拒绝着诗歌中“甜美”的一种维度。

　　“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是省内青年作家最高荣誉奖。评委认为，“高鹏程的诗歌具有真诚而深切的现实和人文关怀，能从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或事物中，发现深刻的、让人心惊和疼痛的诗意，并常因其中的哲学性，使诗歌获得超越现实的更加宽阔的意义。”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宁夏读书，那时学校文学氛围不错。能在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相当于考试多考5分。为了能够拿更高等级的奖学金，我也开始写诗，可以说最初的写作动机并不‘纯洁’。”但让高鹏程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第一首诗发表后，著名作家、时任《六盘山》杂志编辑的郭文斌亲自找到寝室里鼓励。“这让我特别难忘，也给了我最初的写作动力。”

　　“有人起身去远方，而远方甚至还没来得及铺上铁轨。”毕业后，高鹏程从大西北来到浙东海边谋生。逼仄的生存环境使他又逐渐远离了刚刚起步的文学写作。这样的生活状态一直持续了将近十年。

“直到大约2005年的下半年，我在一家废弃的播音室利用电话线上网，意外接触到网络上的一些诗歌论坛，也在一些杂志上读到了我自己喜欢的那种诗歌，这让我忽然意识到，我同样可以是一个写作者。”那之后，高鹏程重新拾起梦想的羽片，为诗歌造梦。他把大海作为诗歌里的一个重要元素，甚至生活本身的隐喻。他刻画过无数的海边风物，如台风、潮水、灯塔、船锚，如寄居蟹、望潮、藤壶、海葵，以及出海渔民、拾蛏打蛎者、晒盐人等。“我写这些，一方面是因为每天和这些打交道；另一方面，我在这些事物的身上看到了和自己相似的生活和命运。”高鹏程说。他可以对一只寄居蟹如此心怀戚戚——“身份不明。户籍不明。种族不明。生存的地域\不明。也许\有一天同样将\下落不明”；“一只寄居蟹，到底能长到多大？这并不取决于遗传\而在于，它能找到的螺壳\当一只蜗牛，在潮湿暧昧的空间里休闲、度假\没有谁知道，一只寄居蟹，在旅途中心酸的奔波”。

　　海边系列之后，高鹏程开始写县城系列，他把这理解成“微缩的世界”。去年，高鹏程的组诗《县城》进入人民文学奖总决选，评委给出很高评价：高鹏程的诗歌有宏大的视野，常着眼于时尚变迁和现代人的精神苦痛；又有着刁钻的视角，往往能从一条街巷、一处建筑、一个人物中获得现实的各种镜像。他的每一笔都蕴含着时代巨大的轮廓，但又不假大空，而是落到实处，喜悦是活生生的喜悦、忧伤也是真实的忧伤，没有做作的成分。他书写现实，但并没有沦为单纯的苦难控诉；他抒情，却并不滥情，而是拥有着一个诗人真正的宽广与深度。他的诗歌，为我们树立了一种纯正的抒情现实主义诗作的典范。

　　高鹏程先后在《人民文学》、《诗刊》、《北京文学》等刊物发表诗歌800多首；每年均有一批作品进入中国作协创研部以及诗刊社、诗探索等单位编选的权威年选，部分诗作被《新中国六十年文学大系》、《21世纪诗歌精选》、《新世纪中国诗典》等权威选本收录。高鹏程还为他喜爱的一位画家安德鲁·怀斯写过长诗《遗世录》和大量的短诗。他说，除了继续海边和县城系列的抒写，他近期还会继续围绕故土宁夏固原创作，如果他的离开是一种背叛，那么这些文字就是他面向故土的忏悔和救赎。

　　诗歌虽然在商品世界中无法找到位置，但它可能是一个“无限的少数”的概念。当诗歌的读者越来越少，而总有人为诗歌建立一种理解的“窄门”。高鹏程在诗中说：“那个在一张纸上建筑的人，他使用\汉字的砖块，粗砺生活\碾成的水泥以及从苦难和悲伤中拧出的泪水搅拌\他试图在一张白纸的旷野上建造另一座\巴别塔”。

　　高鹏程总能准确地体察着身边的事物，并用自己的方式处理着现实日常性题材。同时，高鹏程还认为诗歌是他省察生活的方式。“是诗歌拯救了我，让我找到了无法从人群中获得的倾诉方式，从而建立了和这个世界某种内在、隐秘的联系。”

　　在激情四溢的采风团的队伍中，高鹏程显得低调、内敛。“继续警惕糖的诱惑\——诗歌绝非甜蜜的事业”。他拒绝着糖，因为在他看来，诗歌从来不是包装精致、穿着小鞋的“美文”，而诗人也并非适合粉墨登场于镁光灯下。

　　(记者  巫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