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儒学在近代的角色与价值(下)

发布时间: 2016.08.17   来源:超级管理员

尹传政

  同维新派一样,资产阶级革命试图把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和传统儒家思想进行结合,使革命理论为一般社会大众所接受。众所周知,三民主义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该思想主要来自于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学说,但孙中山依然从古代孔孟思想中寻找三民主义的理论根源。他指出,“三民主义首渊源于孟子……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这是因为孔子主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孟子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同时,孙中山又依据孔子曾主张的“言必称尧舜”以及孟子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从而明确提出“那些暴虐无道的就称为‘独夫’,大家应该去反抗他”。显然,这种革命理论的阐释使得辛亥革命推翻清廷专制王朝顺理成章,但也导致了长久以来建立的传统礼乐制度的崩塌,以致在辛亥革命之后,“任何一方政治势力和知识阶层,都不曾即时提供一个在完整性上足以与传统价值全面匹敌的替代系统”,这使得文化复古逆流趁机而入。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袁世凯借机大举推崇孔孟思想,打出了“尊孔复古”的旗号,实际目的是为复辟帝制,“不过借祀孔之名,为收拾人心之具,帝制复活之实”。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民主共和的观念一度广为传颂,但“根深蒂固的传统社会价值体系并没有被先进的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击溃”,于是,1912年9月,袁世凯发布《崇孔伦常文》,重弹“尊孔复古”的老调,“中国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八德乃人群秩序之常”。很明显,袁世凯此举有司马昭心之嫌,因为儒家思想文化不但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也包含了封建专制礼教内容。正如1913年上海《中华民报》发表社论指出的,“因孔氏力倡尊王之说,欲利用之以恢复人民服从专制之心理”,换言之,“在尊孔的旗号下公开进行帝制复辟活动,则是不争的事实”,随后历史也证明了这点。但最终的结果是,即使为“尊孔复古”摇旗呐喊的康有为、马其昶等人面对袁世凯的复辟活动,也提出了异议,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袁世凯本人不但没有实现皇帝的梦想,而且其推行的“尊孔复古”活动还触发了一场近代思想文化领域的反孔运动。

  事实上,大张旗鼓地恢复儒学正统地位的不止袁世凯,还有由进步变为保守的康有为,他积极成立孔教协会力图恢复“礼崩乐坏”的秩序;甚至连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也在呐喊、助威,“孔教与民国,民国与孔教,均有密切之关系,孔教昌则民国愈固”。这些鼓吹文化复古的行为反倒进一步激发了资产阶级激进派开启思想文化新时代的决心。正如陈独秀强调的,“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在经历了辛亥革命果实被窃以及“尊孔复古”逆流,陈、胡等人深感儒学“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正是儒学和孔子造成了今日中国的落后”,“根本的伦理道德,正与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为此,新文化运动领导者高举“打倒孔家店”的旗帜,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为阵地,开始全面涤荡传统文化。陈独秀提出,“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而“何能行于数千年后之今日共和时代国家时代”。吴虞更指出,“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残酷极了”,等等。显然,主导中国社会千年的传统儒家思想俨然成为新文化运动首当其冲的口诛笔伐对象。这似乎预示着,“自20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

  由此可见,不管近代的改良还是革命,各种政治力量都无法绕开儒学这个话题,他们的目的都是“由其现实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各取所需,或夸扬其(孔子)保守的方面,或强调其合理的因素,来重新解说、建造和评价他们,以服务于当时的阶级的、时代的需要”。这也足以表明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力之大。实际上,即使对中国传统文化持较多批评的陈独秀、胡适等人都不得不承认,“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敬的”;“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代时人在利用和扩大孔孟思想的政治价值时,不仅带来了传统儒学思想社会角色的转变,也导致其部分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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