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有: 解构真实的衢州汉墓(下)

发布时间: 2017.11.29   来源:超级管理员

记者 李啸

  “文物不应当被深锁在库房里,我们能做的就是让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过去3年来,衢州博物馆馆长柴福有一直试图以新的方式让更多汉墓文物“重见天日”。他特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胡继根出任衢博专家工作站站长,共同主持衢州地区汉墓研究课题。1月9日,《衢州晚报·啸报》栏目刊发了《柴福有:解构真实的衢州汉墓》上期,今天继续推出下期。

  柴福有与汉墓的故事开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图为1978年4月,柴福有(右二)在江山县淤头公社的一处古墓发掘现场。资料图片

  解构平民汉墓的“塔基式”意义

  这件形似博山炉的器物,出土于龙游一住宅小区工地的汉墓中,连省考古所的多位专家都称罕见。李啸摄

  2002年,出任衢州博物馆馆长后,柴福有主导在新馆《衢州六千年》基本陈列中,特别设置了龙游东华山汉墓的模拟场景;他还力推引进了“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精品展”,让数万市民见识了汉代贵族大墓的风范;他抱病编著了《衢州古陶瓷探秘》一书,收录了不少汉墓出土的精品陶瓷。

  不过,柴福有仍然不觉过瘾。自上世纪70年代到如今,考古工作者已在衢州清理发掘了近200座汉墓,出土文物数以千计,其背后的历史文化价值不可估量,但却一直缺乏系统性、全景式的研究梳理。

  柴福有对此如鲠在喉,一直等待着新的契机。

  2012年,得知市里鼓励“柔性引才”,通过建立专家工作站方式推动科研合作。柴福有立即想到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胡继根,他称其为“浙江挖古墓数量最多的专家”。

  “两汉时期的浙江远离统治中心,处于‘既无千金之家,亦无冻饿之人’的局面,至今没有发现名门望族或达官贵人墓葬,但是任何一段历史的横截面,

  都由塔基和塔尖组成,其中塔基是最能体现当地文化的部分。”胡继根告诉《啸报》记者,像海昏侯这样的汉墓固然重要,但类似衢州的平民汉墓也有其特殊样本意义,因此他与柴福有一拍即合。

  2013年5月,衢州博物馆正式成立了以胡继根为站长,柴福有为副站长的专家工作站,开启了衢州地区汉墓研究课题,填补了浙江没有地方性汉墓研究成果的空白。

  历经工作站成员3年寒来暑往的呕心沥血,《衢州汉墓研究》终于问世出版,该书共收录了1972年至2014年间衢州考古发掘的149座汉墓的1830件随葬品和相关信息,全面系统梳理了衢州汉墓结构形制、出土随葬物品,树立了衢州两汉时期墓葬的编年序列。

  透过这本书记录的地下神秘世界,衢州乃至浙江地区汉代社会生活、丧葬观念等,从中都可见一斑。

  “文物不应当被深锁在库房里,我们能做的就是让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柴福有抚触厚重的《衢州汉墓研究》有些感慨,复杂的情愫中包裹着怀恋、欣喜与着急。任职衢博馆长以来,他一直致力于推动活跃学术研究氛围,鼓励员工利用馆藏资源,参与课题研究,多写论文,著书立作。

  “收藏、研究、教育是博物馆的三大使命,作为文博工作者,我们时刻都要思考践行,如何借助古老的收藏讲述出最鲜活的故事……”作为职业生涯的收官之作,柴福有在书中倾注了叮咛和期盼。

  1992年,龙游东华山汉墓群中出土了一枚龟纽铜套印,子印刻篆书“鲁尊”,母印为“鲁伯之印”。不少专家分析认为,这很可能是西汉会稽太守鲁伯之墓。资料图片

  擦亮历史倒影的镜子

  《衢州汉墓研究》首发当天,一场以衢州汉墓为主题的研讨会在龙游同步举行。交流发言前,与会者专程前往龙游县博物馆,观摩当地出土的汉墓精品文物。

  龙游县博物馆馆长雷栋荣如数家珍,为来宾一一介绍这些风华绝代的珍贵物件,这些看似貌不惊人的“鼎、盆、壶、钫”等,每一件都大有来历和讲究。

  “我们请了省考古所的多位专家来鉴定,都表示从未见过这样的器物。”雷栋荣所说的陶器形似博山炉造型,于2016年6月出土于龙游一住宅小区工地,腹部遍布乳钉,下有一洞口,“现在只能推断可能为插香火用的

  礼器,但对于其下部开口还是百思不解……”

  “衢州出土的汉墓90%来自龙游,它尘封着衢州汉墓的秘密和地域特征,所以龙游一直是汉墓研究的突破口。”柴福有表示,龙游汉墓不仅数量多,而且多墓葬群,多土豪士绅,多未知谜团。

  为何衢州汉墓多集中在龙游?这背后当然与悠久的历史有关。龙游自秦设县,名大末(太末),为浙江最早设立的县级建制之一,直至东汉晚期之前,金衢盆地唯有太末县,人口的聚集形成了数量巨大的汉墓群。

  值得一提的是,龙游汉墓中还发现了不少疑似地方高级官员的踪迹。1992年,东华山汉墓群中发现了一组鲁姓家族汉墓,其中一处墓穴出土了一枚龟纽铜套印,子印刻篆书“鲁尊”,母印为“鲁伯之印”。不少专家分析认为,这很可能是西汉会稽太守鲁伯之墓。

  时隔18年,龙游詹家镇夏金村的墓葬群中,出土了一枚印文为“新安长印”的铜印。史书记载,东汉初平三年(192)分太末县置新安县,晋太康元年(280)改为信安县。因此“新安长印”的主人应系新安县的县长。

  柴福有认为,这些有可考身份官员墓的发现,无疑具有珍贵的研究价值,也为衢州其它汉墓的考古发掘提供了编年体系的断代标尺,“当然总体来看,衢州汉墓的墓主还是以普通平民为主。”

  只是一个未完结的逗号

  衢州汉墓出土的釉陶盘口壶

  《衢州汉墓研究》正是透过洞察解码这些平民汉墓,为世人勾勒出了一幅2000多年前三衢先民的丧葬全貌。

  通过大量比对分析,该书总结出了衢州汉墓的结构特点:从墓葬选址看,衢州汉墓多选择于低矮黄土丘陵顶部较为平缓的坡地上,西汉时期墓葬形制均为深竖穴土坑结构,东汉时期墓葬形制普遍为券顶砖室墓,部分墓内设有甬道,其中规模较大者开始仿造阳宅的形式,墓内分为前后两室,即前堂后室。

  “衢州汉墓非常注重防潮设计,墓坑内普遍设有排水、渗水引向坑外的设施,这在浙江其它地区同时代的墓葬中是较为少见的。”柴福有说,虽然古人考虑周全,但历经

  2000多年的沧海桑田的岁月侵蚀,衢州汉墓中几乎没有遗骸得以保留。

  而纵观随葬品中,衢州汉墓西汉时期随葬品以高温釉陶质地的鼎、盒、壶礼器为主,硬陶质地的日用器和泥质陶质地的冥器为辅,并伴出有零星的梳妆用具、钱币、兵器等。东汉时期则以青瓷质地的日用器为主,冥器为辅,伴有兵器钱币等。

  “衢州汉墓随葬品中的兵器种类和数量往往多于省内其它地区汉墓,同时龙游部分汉墓出土的高温釉陶器釉质已接近青釉釉质,说明当地很可能是东汉时青瓷的重要产地。”柴福有分析,解读衢州汉墓背后的文化渊源,可以清晰地发现越文化和楚文化遗风,显示出在汉文化南下的背景下,地方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真实的古墓并不阴森恐怖,相反它就像一面镜子,透过幽暗的微光,投射了大汉帝国的历史倒影,留待我们去思索与擦亮。”柴福有说,“我经常想,为什么龙游汉墓出土的铜镜依然黝黑光亮,是否与土质有关系?希望这些谜团能吸引更多有识之士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衢州汉墓研究》之于三衢大地上的汉墓而言,只是一个未完结的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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