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祝春蕾　通讯员　周丹丹文/摄

　　柯城区白云街道白云社区的朱金福今年已经74岁。作为衢州本地人，他从小热爱衢州历史文化，又因为喜欢研究方言文化，从2000年开始，16年时间里，他在市区的多个居民社区，为居民现场讲解衢州的历史文化，推广衢州方言。

　　与方言结下不解之缘

　　“现在的小孩，父母都喜欢教他们说普通话。一些方言，他们早就都听不懂，不知道了，更别说衢州的方言文化。”朱金福说，学好、用好普通话很需要，但是家乡的方言也不能忘记，“我提倡小朋友也要学说方言。”

　　很多人喜欢称呼朱金福为“福大伯”，他也喜欢用方言为大家讲课：衢州建市30周年，他就用方言介绍衢州的历史文化；抗战胜利70周年，他用方言介绍衢州的抗战历史；长征胜利80周年，他用方言介绍长征的故事……他说，我热爱家乡，用家乡的语言来交流更能贴近民众。

　　福大伯与方言结缘，也并非无缘无故。他对地方语言的爱好，始于启蒙教育阶段。“我们那个年代，老师的教学用语基本上是以各自家乡的方言为主，其中夹杂着一些不伦不类的普通话；学生的交流与表达，也以各自居住地的方言为主。”福大伯介绍说，“特别是我就读的衢师小学部，每学期都有衢州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在毕业前来小学部实习试教。由于衢师的生源大都来自衢州本地以及周边地区，同处在一个各种方言都有的密集区内，新旧老师都是用他们的特色语言进行教学。在这语言多元化的环境熏陶下，激发和培养了我对方言文化的兴趣和爱好。”

　　参加工作后，福大伯经常出差，每到一地又有了学习、模仿当地方言的机会，也有利于双方的沟通。从此，他便与方言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门心思钻研方言文化

　　福大伯家里有一间书房，堆满了关于历史文化的书籍。说起方言，他便滔滔不绝。“方言是一门博大精深的文化，我做过不少衢州方言的研究。”福大伯说，衢州方言很有特色，比如“一音多字”，像黄、王等字都念“wang”，陈、郑等都念“chen”；还有“一字多音”的情况，比如“到大南门买大蒜”这句话中，‘大’字的念法都是不一样的。”

　　“方言能体现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程度。上海人说‘阿拉上海宁(人)’，显得自豪、威风。方言也能体现一个地方居民的性格特点，像山东人说‘俺山东人’，语调显得硬朗。方言有时候还可以体现社会文明程度。比如，很多方言里的脏话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已经逐渐消失、被遗忘，衢州方言里以前常说的‘麻子’‘癞痢’等等这些语言也都越来越少了。”

　　“1960年时，我和几个同学去江西，到上饶的时候，我们去店里吃一碗汤年糕。江西老板说‘等一哈(下)’，我们却听成了‘炖一下’，心里还琢磨着汤年糕为什么要炖？还有一次，一位军人在修鞋铺修鞋，鞋子修好以后军人试了试说‘得了得了’，修鞋师傅却听成了‘短了短了’；在广东的时候，我去吃水饺，老板却误听成了‘睡觉’。”福大伯说，正是因为对方言的不了解，笑话也闹得很多。

　　方言文化应该被传承

　　福大伯对衢州地区的方言特别喜爱。他介绍，衢州是一个典型的“一地多腔”地区。如原衢县的行政范围内，语言大体为两大类，即衢州城里腔和乡里腔。城里腔仅为原衢州府城内几万人的用语。而乡里腔，一出府城六门，进入东、南、西、北四乡后，各方位的农村用语就不尽相同，有的乡村甚至出现同村不同语的局面。

　　因为对方言的喜爱，2013年福大伯编纂了《衢州城里腔》一书。书中记录了朱金福用一年多时间整理的，衢州城里腔的各种常用词语1300条左右。

　　不管是在社区里给居民、小孩上课，还是走进高校，福大伯都选择用方言讲课。“我一直认为，人类有了语言才产生有文字，语言文化历史非常悠久。”福大伯说，他感到衢州的方言非常有特色，但对现下的方言文化发展有着危机感。

　　“现在的小朋友都不太会说方言了。年轻的家长也有许多不会使用方言用语，有时候甚至误导了小朋友。我担心方言在不久以后会逐渐的消失。所以，我呼吁方言文化应该被更好的传承下去。语言只有在实践生活中才能被传承。”福大伯说。

热爱衢州历史文化的朱金福

因为对方言的喜爱，2013年福大伯编纂了《衢州城里腔》一书。

　　朱金福今年写了100首有关衢州的打油诗，记录下了他所到之处见到的衢州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