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少飞

　　近日，郑伟勇著的《杜立特突袭东京——降落中国》一书研讨会举行。

　　没有主席台，没有坐排排、吃果果，这是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读书会。只要你的眼睛曾被书籍的光芒点亮过，就可以在这里交流由知识带来的审美、智识、精神的愉悦。这里是市区小西门87号。人称“陈夫子”的衢州文人陈定謇先生当年把这个读书会取名“虫洞”，是希望能通过读书解决自我与世界、自我与自我之间的紧张，从而认识自我、理解世界。

　　在这个群落中，有一个叫郑伟勇的青年人，几次书会他都安静地坐着，聆听着知识穿过大脑所掀起的涛声。当他花了20年时间最终完成《杜立特突袭东京——降落中国》课题后，他第一个想到是：在书友书店举行一场首发式和研讨会。

　　研讨会当天，除了市区的书虫，来自江山、龙游及乡野的书友也来了。大约30余人，围绕共同的话题“杜立特突袭和衢州”畅所欲言。

　　20年，就研究透一件事

　　从上世纪90年代郑伟勇第一次接触“杜立特突袭”的史料开始，他就一直坚持利用业余时间研究这段历史。他先后掌握有关于“杜立特突袭”的300多万字资料及1000多张图片。不但如此，郑伟勇还实地到现场采访，梳理出轰炸东京的16架飞机的坠毁点，80名飞行员的降落点，以及参与营救美国飞行员的中国人名单。

　　鉴于郑伟勇出色的研究工作，美国方面曾两次邀请郑伟勇参加“杜立特突袭”庆典。特别是2013年，郑伟勇参加了杜立特突袭者的最后庆典和祝酒仪式。而那瓶酒是1896年酿制的法国轩尼诗干邑白兰地——1896年，刚好是杜立特出生之年。在漫长的研究过程中，郑伟勇曾受到美国空军参谋长、上将威尔什的亲自接见，还受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参赞査立友的表扬、鼓励。令郑伟勇感动还有：参与1942年“杜立特突袭”的最后幸存者，曾于2011年联合签名感谢郑伟勇。

　　今年1月初，当《杜立特突袭东京——降落中国》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时，中国空军军事专家、央视特约评论员傅前哨对此书的推荐语是：“本书资料性很强，史实完整准确，作者对这部分历史做了抢救挖掘工作。”而杜立特东京突袭者协会经理托马斯·凯西对此书评论道：“自珍珠港事件以来，这(指“杜立特突袭”)是第一场胜利的战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国家的道德与精神力量促使我们团结起来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杜立特突袭与衢州”为什么这么重要

　　郑伟勇回忆，2013年杜立特突袭东京纪念活动在美国空军博物馆举行，当他把收集于中国的当年飞机迫降点的沙子、贝壳等送给美国人时，在场的美国人民有节奏地喊着：“衢州！衢州！”

　　“衢州”就这样和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也是郑伟勇花了20年时间研究的意义。

　　对欧洲人来说，“二战”始于1939年当无问题。而对中国人来说，“二战”如果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可以说是15年战争。在1945年美国出版《照片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次把“九一八事变”定为“二战”的开始。这些细微处告诉我们：日本于1931年破坏华盛顿会议体系，蹂躏中国东北时，西方列强起初是袖手旁观的。何以十年后，最终冒着与日本开战的风险帮助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上是由两场战争组成的，一场在欧洲和大西洋，一场在亚洲和太平洋，两个战场起初毫无联系。在1941年以前，战争的复杂程度超过想象：纳粹德国于1933年之后的最初几年里，一直向中国提供飞机和航空专家，德国甚至不惜触怒日本向中国派来了军事顾问；英国张伯伦甚至说出“和日本永世结好”的话；罗斯福最初追随胡佛不承认“满洲国”的政策，但并不想直接挑战日本；苏联向蒋介石政府运送武器；德国入侵苏联，事先并不告知日本……

　　所有这些，哪怕最富想象力的外交官也算不清其中的扑朔迷离。然而，珍珠港事件及其为珍珠港事件复仇的“杜立特突袭”的产生，让其间有了一些脉络，中、美、英、苏等反法西斯同盟的最终确立且更加牢固后，同盟国才取得最终的胜利。

　　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里提供的材料看，位于衢州汪村的空军航空第十三总站区，是当时空军军区航空委员会的直辖区域，曾有着非常完备的油料、械弹、器材配备。自古战略要地的衢州，在“二战”中不但抵抗着日本军国主义者，也在中美联手抗日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战争是残酷的，而当年结下的友情现在还在温暖着我们。战争年代开启的中美民间交往一直延续到现在。这友谊应该——我想也会——在新一代人身上得到延续。”郑伟勇如是说。

2013年11月9日，美国空军参谋长、上将威尔什与郑伟勇在“杜立特突袭”纪念碑前合影。

郑伟勇在《杜立特突袭东京——降落中国》研讨会上作主旨发言。

书友们正在书友书店交流。

最后的“杜立特突袭”成员联名写信、签名感谢郑伟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