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月江

　　西安事变结束不久，我为周恩来开过三次飞机。1937年2月13日上午，从西安飞延安，因气候恶劣，半途返回。翌日我将周恩来送到了延安。第三天上午，我又奉命飞往延安，下午接周恩来回西安。——原国军飞行员祝葆卿语。

　　在《周恩来同志纪念画册》中有一幅照片：中间穿飞行服的是周恩来，其左：彭德怀、林伯渠、肖劲光；其右依次为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稍远一点穿飞行服的便是祝葆卿。

　　这是一帧珍贵的历史照片——毛泽东、林伯渠等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与穿飞行服的周恩来在延安机场合影。站在一旁的那位高个子飞行员叫祝葆卿，我采访他时，他是龙游运输公司的退休工人、金华地区政协委员。他说，每当看到这张照片，脑海中就会清晰地浮现出周恩来三次乘坐他驾驶的飞机的情景。

　　那是“西安事变”后的一个早晨，细雨霏霏。1937年2月13日，大年初三，祝葆卿所在的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七大队六中队的飞行员们围坐在西安机场机棚门口，等候天气好转，以便驾机升空训练。7点钟刚过，一辆旧式小轿车在百余米外的岗哨处停住了。一个军人跳下汽车，径直向机棚走来。他三十七八年纪，穿着灰黑色布军装，腰间扎一条宽宽的士兵皮带，浓黑的络腮胡子把五官端正的脸孔映衬得更加白皙，一双睿智的眼晴炯炯有神。

　　“请问，谁是这里的负责人？”这位军人微笑着，将一封介绍信递给了副中队长陈又超少校。

　　飞行员们围到陈又超身旁，见是西北军司令杨虎城将军的亲笔信。信的大意是：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将军有急事要回延安，请速派飞机护送。

　　想不到站在面前的这位彬彬有礼的士兵装束的人，竟是中共方面的周恩来将军。

　　陈又超说：“天气不好，不适合飞行，有危险。”

　　周恩来：“我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公事，一定要去。”

　　陈以超：“既然有重要公事，上去看看，天气是否转好……”回过头来对祝葆卿说：“祝葆卿，你上去看看。”

　　从笕桥航校毕业还不满三个月的祝葆卿听到陈又超命令自己上机飞行侦察，即起飞。

　　这是一架新可塞双翼飞机。天下着蒙蒙细雨，西安上空，云层较薄。飞到距西安80公里的三原时，云层越来越厚……祝葆卿返航，向陈又超报告：“天气确实不好。”

　　周恩来似乎有点失望，搓着双手，对陈又超说：“我确实有重要的事情，请你们想想办法。”

　　陈又超犹豫片刻，对祝葆卿说：“不妨试试，让周将军自己看看就晓得了。还是你上去吧。”

　　周恩来忙与祝葆卿握手。

　　上机后，祝葆卿帮周恩来扎好绑带，并告诉他如何使用降落伞。周恩来坐在后舱，和祝葆卿的座位隔一层玻璃。祝葆卿细心地操纵着飞机。飞过三原之后，雨越下越大了，云也越来越厚。眼前一片迷茫。祝葆卿感到继续前进有困难，回过头来向周恩来将军打“前进”还是“回去”的手势。周恩来明白了祝葆卿的意思，对他微笑着，手指了指北方，飞机继续北飞。气候条件越来越恶劣，飞机逆风而飞，不久就失去平衡，一下子没入茫茫云海，既分不清左右前后，又看不清东南西北，在气流的强大压力下颠簸着，犹如波峰浪谷之间的一叶扁舟。祝葆卿额上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他又一次回过头来，一边打着“跳伞”的手势，一边拚命喊叫：“跳伞！快跳伞！”

　　周恩来向祝葆卿摆摆手，示意他要沉着，莫慌张，尽管他脸上也有惊慌之色。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拍子簿，用铅笔在上面写着什么；随即撕下来，从玻璃下面的空隙中塞给祝葆卿。祝葆卿接过来一看，是红铅笔写的一行字：“祝飞行师，不要勉强！不要勉强！！不要勉强！！！”意思是实在无法向前飞的话，返航好啦。祝葆卿决定返航。

　　飞机继续在云海雨幕中穿行着，像一匹陷在黑暗中的瞎马。周恩来沉着、镇定的情绪深深感染了祝葆卿，他心里踏实了。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险情之后，飞机终于钻出了云层，返回西安。这次飞行没有成功，但祝葆卿和周恩来将军却交上了朋友。

　　第二天，天气晴朗，祝葆卿终于把周恩来顺利地送到了延安。

　　第三天一上班，陈又超得到上级指令：立即派飞机到延安将周恩来接回西安。他对祝葆卿说：“昨天你去，今天还是你去吧。”祝葆卿问：“怎么了？”陈又超回答，不该问的不要问。

　　空中寒冷。祝葆卿带了一套飞行服去。飞机九点多在延安机场降落。祝葆卿向机场的保卫人员介绍了他的来意——接周将军到西安。

　　在延安，祝葆卿受到了非常隆重的接待。

　　当天下午三点钟，延安公安局长宋裕如陪着祝葆卿回机场。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十余位红军领导人已等在飞机旁边了。毛泽东向祝葆卿走去，祝葆卿马上立正，行军礼。

　　“欢迎你！”毛泽东一手扶着祝葆卿的肩膀，一手指着那架飞机说道，“以前，这种飞机是带着机关枪和炸弹到这里来的。今天你来，是带和平喜讯来的。我们欢迎你。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欢迎。”

　　周恩来也上前和祝葆卿握手，他亲热地说：“祝飞行师，我们又见面了。”说着，他把祝葆卿介绍给林伯渠和其他领导人。

　　起飞前，祝葆卿回到机舱里拿出那套特地带来的飞行服，送给了周恩来。周恩来高高兴兴地穿上了它，这时，毛泽东说：“我们拍张照片吧。”摄影记者打开照相机，把动人的情景摄入快门……

　　从此，周恩来慈祥和蔼的面容，朴素谦虚的态度，平易近人的作风，永远珍藏进了祝葆卿的记忆之中。(稿成于1981年，2015年改写)

        采访札记

　　1981年9月15日：“……凌晨即起，乘早班车到龙游。在龙游运输公司找到了祝葆卿先生(办公室负责人刘坤同志很热情。是他帮我找的。祝家在金华汤溪，昨晚正好到龙游看电影，住在公司宿舍)。刘拿出7月号《解放军画报》，13页上有祝在延安机场与毛、周等中共领导人的合影。这倒是一个很好的开头。与祝谈了3个多小时。祝71岁，身板笔挺，牙齿整齐，标准的军人体格。祝后半生很惨……好在是龙游运输公司的退休工人，现在生活无忧。”

　　1984年2月20日祝葆卿先生给我来信：“……今寄上在西安事变时，我去延安接周总理，当日在延安机场与诸首长的纪念照片一帧，照片后四句话用词是否妥贴，尚蒙删改。”同年3月1日，我收到上海一位前国军空军孙学坚先生的信：“拜读了您在1984年2月4日《团结报》上的《四十七年前的大年初三这一天——一位国民党飞行员与周恩来同志的故事》，文中提到的陈又超，是我在航空队的老同事、老同乡。他解放前去了台湾，三十多年未通音讯。今看了您的大作，更引起我对老友陈又超的思念，想通过你和祝葆卿打听他的下落。我通过《团结报》了解到您的住址，冒昧写信给你……”

　　查史料，周恩来与陈又超说的“很重要很重要的公事”，即1937年2月11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张冲、顾祝同、贺衷寒在西安开始就国共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此次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共方面提出了与蒋介石直接谈判的要求。3月下旬，周恩来、潘汉年与蒋介石、张冲在杭州西湖边“澄庐”会谈。此后，6月上旬与7月中旬，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两次在庐山与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张冲等会谈，8月又在南京会谈。这五次谈判的成果，建立了国共联合抗日的局面，即第二次国共合作。

　　陈又超(1908年—1975年)，浙江青田人氏。1934年毕业于苋桥航校。1937年4月，任空军第七大队第六中队副中队长，进驻西安，多次派飞机负责接送中共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又超中校任浙江衢州空军第十三总站总站长。1949年随军撤往台湾。1950年晋升空军总司令部福利总处少将处长。

　　祝葆卿先生于2002年逝世，享年92岁。

　1937年摄于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