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农历十月初六，衢州城化龙巷余姓大宅院内，一男婴呱呱坠地。主人余恩钅荣，字镜波，76岁，龙游县人，原广东连州知府，因龙游府第毁于太平军战火，解组归乡后居衢州。见重孙出世，乐不可支。他给重孙起了个“绍宋”的名字，他希望重孙日后能像先祖宋代南渡名宰余端礼那样光宗耀祖。老太公的希望没有落空，余绍宋日后果真成了一代宗师。2002年，在余绍宋诞辰120年之际，余绍宋作为现代著名方志学家被列入浙江省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之列。同时衢州人民也将他评选为衢州十大历史文化名人之一。
　　余绍宋能成为著名方志学家，这与他从小的志向及热爱家乡的情感是分不开的。余绍宋5岁开始识字，7岁入家塾读书。13岁时，随父居龙游凤梧书院读书。时常听父亲与人谈及志乘年久失修，深恐文献散失，屡欲修而不成。他向父亲询问才知道“方志为一县宝书，功侔国史”。虽年少领悟不深，但对他后来致力于方志学的研究，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16岁为诸生，又3年食廪饩。并专心于经世之学，涉览群书，尤喜研究史学。当他读到章学诚《文史通义》一书，领悟到方志是史学之典型，于是取康熙《龙游县志》细读，发现有许多不足之处。这时他对方志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增加了对方志学研究的兴趣。
　　1903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龙游县开设新学堂，聘余绍宋为学长。21岁的他，这时已攻读了经史学的大量书籍，逐步掌握了治学方法，又熟悉了不少地方掌故，并有了广泛的社会交往能力，结识了当地许多学者。又因拜谒先茔得以周览家乡的山川景物，加深了桑梓之情。当时学堂总理是其叔父余与九，曾与人议及修志事，终因人才物力两缺而未能举事。但余绍宋暗自铭之于怀，更加发愤读书。遇书中有涉及县事，就一一笔录，积久盈寸，再与旧志考订校对，发现康熙《龙游县志》确有不少谬误之处，遂成《旧志订伪》一篇。这是他方志学方面的最早著作。
　　1906年余绍宋东渡日本留学，临行龙游县地方“助束装费二百金”，这笔钱出自往年修志的余款，虽为数不多，但余绍宋却感动万分，“私念今日地方以此款赠行，他日报之者别无他道，盖至是而修志之意遂决矣。”
　　1910年，余绍宋从日本东京政法大学学成回国，先后在清政府和北洋政府部门任职，职务居然升到了司法部次长、代总长。有道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余绍宋虽有为家乡修志之心，却因政务繁忙无暇顾及。
　　1921年，余绍宋从京城归衢，为母祝寿，恰值龙游商议纂修县志，有意聘他为总纂。余绍宋此时要职在身，公务甚多，颇感为难，但为家乡修志是他的夙愿，其母也极力赞成，终于接受总纂之聘。次年，县中设修志局，公推祝康祺坐办局务，并设局员2人，采访员8人，而撰文则由余绍宋一人承担。
　　龙游旧志仅存明万廷谦主修的万历壬子志和清余岫云、卢灿主修的康熙癸丑志。自1673年至1921年，历史走过了两个半世纪，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其间龙游县志已有7次议修，但均半途而废。如今要重修这部县志其难度可想而知。
　　余绍宋既专事编撰，查询、审核、掇拾均出自他一人之手。为查找资料，几乎阅遍了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所有有关浙江的地方志，又参考了大量有关龙游地方的典籍。此外，三四年里，为了查询、审核，余绍宋与祝康祺通信达二三百封之多。一部一百数十万字的著述，几易其稿，仅用三四年的时间告成，确非易事。
　　1925年，《龙游县志》由北京京城印书局排印出版。这部新县志将各家方志、文献加以详细对比，引经据典，择其最优者而效之，删除不符合科学、不符合史实的谬误，正如梁启超所说：“越园之治学也，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纯采科学家最严正之态度。剖析力极敏，组织力极强，故能驾驭其所得之正确资料，若金在炉惟所铸焉。”余绍宋修志法源本于章学诚，但在体例、方法及史学观点上都已有很大的改进与发展。《龙游县志》问世后，被许多学者誉为民国时期地方志的一大佳作，梁启超为该志所作的序，集中地体现了这一观点。
　　余绍宋于1942?1949年期间又担任浙江通志馆馆长之职，纂修《浙江通志》，经8年的努力，完成了125册重修浙江通志初稿。
　　余绍宋除方志学之外还长于书画及书画理论。他书宗二王兼法颜鲁公、李北海，章、篆、隶俱佳。尤擅山水、松竹，寻丈巨幅，大气磅礴。先后出版《画法要录》、《中国画学源流概论》、《书画书录解题》等，还撰有《画学师承记》、《佛教艺术概要》两书稿，因战乱而散佚。另有《寒柯堂诗》遗世。
                   (木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