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有“一字师”之说。翠如大姐的丈夫吴祖尧，当过我的“一文师”。
　　我是1964年认识楼翠如的。那时，她在衢县县志办公室编《衢州乡土》，是一位热心而有学问的大姐式的人物。闲聊中，知道她曾是我高中三年级的班主任冯贻白老师做记者时的同行。她曾任《浙江工人报》、《龙游报》、《衢县报》的编辑，是1958年随丈夫下放到龙游的。虽然冯老师已于1964年英年早逝，但由于他的关系，再加上我喜欢文学和新闻，且在杭州读过6年书，了解一些新闻、文艺界内的事情。这些事情，翠如大姐都很熟悉。因此，凡进城，有事无事，我总要到翠如大姐家聊聊天。
　　1973年上半年，我针对发表在报纸上的一首儿歌，写了一篇文章《不要顾此失彼》，寄给《浙江日报》的“红烂熳”副刊。我以为那首儿歌表扬红小兵拣稻穗“拣了一筐又一筐”，是顾此失彼，实质上是批评了割稻子的农民伯伯。因为小孩子拣得多，就是农民伯伯“丢”得多。编辑丁子兵同志认为内容不错，决定采用，寄回来叫我再作修改，将道理讲得再清楚一些。我改来改去改不好，决定去请教翠如大姐的丈夫祖尧同志。
　　祖尧同志1927年生于奉化农家，毕业于宁波中学，1946年进入杭州同慎钱庄当学徒，194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参与筹备《工人生活报》（《浙江工人报》前身），曾任《浙江工人报》编委，兼任生产经济、工运组组长，是浙江第一张工人报纸的第一位工人出身的新闻记者，也是《浙江工人报》早期独一无二的党员记者。他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下放到龙游县庙下乡陈村大队劳动；1961年摘去“右派”帽子后，被安排在衢县税务局漳潭税务所任高家、安仁两地的税务专管员。
　　祖尧同志坦率地告诉我过他当“右派”的过程，并给我看过不少作品，如四十年代末发表在上海《太白》杂志上的文艺作品，他拍的刊登在《人民画报》封面上的照片《新安江之晨》，以及伏罗希洛夫到杭州时，他拍的好多照片，还有在机场周总理接见新闻工作者（内有他）的合影……所以，我很敬佩祖尧。
　　那是一个星期天，祖尧正好从高家回来。他看了我的稿子，提出了不少中肯的修改意见，建议题目改为《力求准确》，并建议在文章结尾处加上一段话：“创作要力求准确，防止片面，就必须认真读马列的书，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用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作指导，深入火热的斗争……”这样，文章的主题就更鲜明了。我把修改稿寄给丁子兵，不久（8月27日），稿子就加框在“创作杂谈”栏里登了出来。这是我写的第一篇有点文艺理论色彩的文章，祖尧成了此稿成功的“一文师”。
　　祖尧很健谈。他说他很佩服高光（高光也是“右派”，原《浙江日报》副总编）。他向我介绍，高光在浙报当副总编时，工作再忙，每天都要坚持写五六百字；被划成“右派”后，下放农村，他自学中医，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郎中先生。祖尧这样讲，我是晓得他的用意的，他是在勉励我，也在自勉???一个人在顺境时要有追求，一个人在逆境时也要有追求，因我在“文革”中被打成过“现行反革命”，虽1972年落实过政策，还留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帽子。事实上，祖尧作为“右派“下放，以及后来摘了“帽子”，他在高家税务岗位上一直孜孜不倦地工作，不仅收税，还为农民寻找搞副业的生财之道。他乐于做“分外事”，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一次，为修单位办公用房的屋顶，他从屋顶上滚下来摔成重伤。1975年10月11日，为帮助当地农民发展剑麻生产，为了给生产队省几元钱的汽车票，他与生产队干部一道坐拖拉机到温州运剑麻苗，想不到拖拉机在松阳境内出事而枉送了性命。以致1979年3月16日浙江省总工会下文为祖尧错划的“右派”问题平反并恢复他的党籍和职级，他已骨埋青山三年有半了！
　　                                   （二）
　　祖尧为人古道热肠。1973年，我家眷迁到了我所在工厂（铝厂）南面的上祝生产队。当农民得添置生产工具，祖尧帮我们从高家定做了两对有盖的箩筐。他的字写得好，仔细地为这两对箩筐号了字。廿五年过去了，虽然我的妻子和孩子已不再当农民，但这两对有着我妻子名字的箩筐，我们仍好好地保存着，因为上面不但有祖尧的遗墨，而且还有祖尧一家的情意。
　　1974年春节后的一天，大雪。上午十点光景，祖尧突然骑着自行车赶到我家里，给我送来了一袋新鲜蚶子。原来，他们全家上一天刚从奉化探亲回衢，为了使我们全家能及时尝到衢州难得一见的蚶子，祖尧回家次日的第一件事，就是拖出自行车，冒雪骑车二十余里，将蚶子送到我家来。他细心地向我妻子关照了如何烧法，连中饭也不肯吃，就匆匆回去了。即使现在，我脑海里还能清晰地显现出祖尧骑着自行车在风雪中离我家远去的身影。
　　也许都是在衢州的外地人的缘故，也许都在杭州生活过几年，以及对“反右”前后杭州新闻、文艺界一些人事较熟悉的缘故，也许是对新闻、文艺兴趣相同，并对某些社会问题见解相似的缘故，总之，我与吴祖尧无话不谈，并从他的谈吐中了解了不少五十年代早中期（我毕竟还是中学生）我不知其所以然的一些事情。从他的话里，我了解到叶昌福、宋哲等他的同事的不幸遭遇，了解到一位当时我很崇拜的新华社记者阳晓（小说写得很好）被打成“右派”后甚至断了生机，二十来岁就在贫病交迫中死去的人间悲剧；也了解了一些“引蛇出洞”、“阳谋”中某些政客的卑鄙伎俩，以及一些人卖友自保或卖友求官的形形色色的卑劣表现。由于互相理解，互相同情，我们家与吴祖尧家已成通家之好，一直似亲戚般地互相走动，两家的孩子也成了好朋友。想当年我妻子女儿还在海宁农村时，每年春节我回家探亲，祖尧和翠如总要准备一只杀好的鸡让我带回海宁去（当时海宁农村不准养鸡，连“年鸡”也无处买），就像大哥哥大姐姐一般地关心我，爱护我。1975年秋天，我家在妻子所在的生产队地域造房子时，祖尧出车祸前几天，他还与翠如商量，准备给我们以支援。
　　祖尧出事，开始我并不知道，是翠如特意不告诉我的，因这10月中下旬那段时间，正是我家忙着“筑巢”的时候。我知道已在10月底光景，听到噩耗那一刹，我真不相信这是真的。一个飞活鲜跳的祖尧，怎么一下子就死了？而且死得那么惨！次年（1976年）清明，我曾与翠如大姐、阿瑛和璜璜到祖尧坟上去过一次。那次，阿瑛特地带了红漆与毛笔去，她跪在父亲的墓碑前，在父亲的名字上重新描了一遍，以表女儿心迹。我对着坟墓三鞠躬，以表达对这位突然逝去了的大哥般的朋友的敬意。
　　我真的经常记着祖尧的音容笑貌。记得1972年春夏之交，我创作散文《苹果树下》时，经常到他家去看长在他家（孔庙东轴线一角）院子墙角里那棵苹果树，去看苹果树上并不好看的淡红淡白的单瓣花朵。我想象中苹果花很美，幸而看了他家那棵苹果树，文章才没有出现“苹果花很美”之类的笑话。这也是一桩巧事。有一天，我同祖尧谈起在构思一首写朝鲜苹果在中国落户的诗，他说院子墙角那棵树就是苹果树???虽然这棵树我每次去他家都看见的，但一直不晓得它是什么树。
　　我怀念大哥一般亦师亦友的祖尧。今年3月4日刊在《衢州日报》上我写的《往事漫忆???纪念周总理诞辰一百周年》，特意向翠如大姐借了祖尧摄于1957年4月25日下午的《周恩来总理、沙文汉省长陪伏罗希洛夫畅游西湖》的照片一道刊出，作为对祖尧这位亦师亦友的大哥的一种特殊纪念。（1998年8月29日下午）
　　庄月江，1938年生于海宁斜桥一户小手工业者家庭。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浙江省分会。　　自1956年5月（高中一年级）在上海《新民报》儿童文学副刊上发表诗歌《菱（外一首）》至今，业余时间喜读书，喜写作，眼睛一眨，竟达四十余年！其间当工人二十年，当编辑二十年，以“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作文”为生活准则。退休后仍然写点东西，还是书生意气。代表作有《苹果树下》、《得鱼都是粉红鳞???评刘鹗的诗》、《副刊呼唤专栏作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