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细菌战最后的证人——衢州“烂脚病”人纪实》一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从2014年9月3日(首个法定的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纪念日)开始，衢州日报报业传媒集团视觉中心记者廖峥艳便开始寻访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患者，寻找细菌战最后的证人，听他们口述历史，让他们来证明历史。《细菌战最后的证人》报道见报后，引起强烈反响，并屡获新闻大奖，催生了这部厚重的摄影集。

　　这本沉甸甸的摄影集，向读者呈现了一段惨痛的历史，反映出作者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也呼唤当代人铭记伤痛、捍卫和平的历史责任感，以及积极奉献、珍爱同胞的社会责任感。

　　触目惊心震撼读者

　　　——观《细菌战最后的证人——衢州“烂脚病”人纪实》摄影集

　　庄月江

　　我想，只有用“触目惊心”和“震撼读者”这八个字来形容《细菌战最后的证人——衢州"烂脚病"人纪实这本》摄影集，才恰如其分。

　　《细菌战最后的证人——衢州“烂脚病”人纪实》摄影集作者廖峥艳，衢州日报报业传媒集团青年女记者。她在完成日常新闻摄影任务之余，利用所有的休息时间，通过近一年业余拍摄和汇总、整理资料，将侵华日军用病菌残害衢州四县一区一市和平居民的罪行，生动、形象地记录了下来。她跑遍了凡是有“烂脚病”人居住的五十多个乡镇，为一百多位终生受苦的残疾老人立下了悲剧的存照。

　　这本影集七十组图片中，刊出了七十一位受难老人的肖像，每位老人都有真名实姓、出生年月、居住地点，以及简短自述。这些受难者，年纪在七十六岁至九十五岁之间，有两位在接受采访不久即悄然逝世。从这一情景可知，受难老人肖像的拍摄者廖峥艳，是在和时间赛跑，是在争分夺秒地抢救活的史料。

　　被拍摄者的自述，除了诉说患“烂脚病”苦痛之外，再现了七十多年前侵华日军的罪行。日本侵略者在用枪炮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同时，在中国的土地上撒布突发传染病的细菌，其实是“亡中华，灭种族”的野心使然。

　　被拍摄者的自述，都是血泪控诉。江山峡口广渡村的毛骏英老人如是说：“1942年，日本兵(在仙霞关)被打败，一路退下来，经过我们村时，除了放火烧房抢妇女，沿途还撒了很多细菌。他们走后不久，村里就出现了很多烂脚病人。大人告诉我，我的脚就是那时候烂起来的，当时我只有两岁。”柯城区白云街道压潮村汪春莲老太太如是说：“日本人来时，我只有十来岁。我的父亲、两个叔叔、一个舅舅都是被日本人害死的。我的脚也是日本人走后烂起来的。”龙游县龙洲街道白坂村汪宝林如是说：“日本人走后，我们四兄妹就相继烂脚，一直好不了。”衢江区莲花镇华垅村颜仁奎老人如是说：“这条烂腿跟了我一生，也毁了我一生。我至今连个老婆也没有……”像颜仁奎一样因烂脚而终生未娶的，这本影集里，还有好几位。

　　1940年10月4日，侵华日军首次在衢州投掷细菌弹，不几天，衢州市西区罗汉井一带就出现了来势凶猛的鼠疫，一时间死人过百，有的全家死绝。此后，日军又多次投掷细菌弹，以及撤退时一路撒播细菌，造成鼠疫、伤寒、痢疾、炭疽(即“烂脚病”菌)等传染病大流行。至1948年末，浙江省防疫部门宣布衢州鼠疫被彻底控制，其间，衢州累计发病者达三十余万人，死者51407人。

　　《细菌战最后的证人——衢州“烂脚病”人纪实》这本摄影集，可以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邱明轩先生的调查报告集《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的姐妹篇，也可以看作是《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的“图说”，当然，是经过作者廖峥艳艰苦采访和精心创作的。

　　《细菌战最后的证人——衢州“烂脚病”人纪实》这本摄影集的可贵，是因为拍摄者将镜头对准了即将走完人生苦旅的弱势群体中的最无助者。从画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烂脚病”人的生活贫困之极。正因为如此，本书作者廖峥艳采访时会受到这样的呵责：“你们这些记者就知道采访采访，采访完了有个屁用！”尽管各地民政部门对这些“烂脚病”人有过救济，毕竟杯水车薪。

　　也许廖峥艳从如此难听的呵责中得到了启示，她不仅持之以恒地追踪“烂脚病”人，要将他们的不幸遭遇记录下来告之世人，她还将自己报道所得稿费与奖金接济“烂脚病”人，并在报业集团内部发起救助“烂脚病”人的募捐。这些作为，使每位“烂脚病”人在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前夕得到了一千元“红包”。正如一位朋友对廖峥艳所说的那样：“你所做的已经超出了一个记者的能力和工作范畴。”

　　我想，青年女记者廖峥艳这样做是合适的。作为一个老新闻工作者，我为《衢州日报》有如此敬业、如此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记者叫好。日前，经新华社通稿全国的柯城区人民医院医生中的“万少华团队”，七年来无偿为城乡幸存的“烂脚病”人送医送药的事迹，已引起全国读者的关注。我深信，这当是衢州“烂脚病”人的福音。

　　为历史定格一个背影

　　　——《细菌战最后的证人》评析

　　东杰

　　在知识爆炸、个人出版风行的今天，真正能打动人的作品并不多。但在抗战纪念日前夕，当我的同事廖峥艳把一本用铜版纸印刷的图片集交到我手上时，感觉很沉，内心被打动了。这不只是书本身的分量，而是因为这本书所记录的内容是一个很沉重的主题，还有一份油然而生的沉重情绪。于是，打算写点感受，以资回应。

　　作为一名地市报专业新闻摄影记者，在普遍浮躁、功利流行、快餐作业、碎片传播的当下，舍得贴上将近一年的时间，去关注一群没有什么话语权的病残老人，很不容易，需要冲破很多世俗的偏见。她拿着一份非官方提供的名单，上有两百多位老人，逐个访问、拍摄、核实，到达了衢州的五十多乡镇，近一百个村庄，最终核实确定了70位细菌战受害者，并为他们拍照存档。其经历之艰难，可想而知。读完本书后记中的三个小故事，我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想起小时候，老家隔壁有一位老奶奶，常年烂脚，不能干活，村里人给她起了个绰号叫“烂脚”。至今我不知道她的真实名字是什么，我也从来没有进过她家的门，哪怕路上相遇都会掩鼻而过，更不会接她手中递过来的那点小零食，尽管在短缺经济年代，还是挺想吃那点零食。她至死都没医好烂脚病，至于她的死是否与烂脚有关，不得而知。

　　到衢州工作后，才慢慢通过媒体报道和相关书籍中了解到，原来这是细菌战留下的祸根，在衢州还有一大批这样的烂脚老人，而且烂的程度比我隔壁的那位老奶奶要严重得多，也了解了衢州细菌战受害者艰难的赴日诉讼，听说了细菌战斗士王选女士的一些故事。而廖峥艳作为一名女摄影记者，却在近一年时间里，走访了这么多烂脚病人，与他们面对面交流，在他们家喝茶，与他们握手，查看他们化脓流血的伤口，并无数次通过对焦框审视这些常人不敢直视的伤口，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传递了她个人的勇气和职业素养，还有对每一个鲜活生命的那份温暖和尊重。

　　书中记录的一幅幅生动、走心、表情复杂的照片，已远远超越了影像本身的价值。因为这批被病痛折磨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大多已步入风烛残年，在他们的脸上找不到一丝微笑，只留下沧桑、不甘、倔强和无奈。人在绝望的时候，哪怕是一根稻草，都会让他看到活下去的亮光。廖峥艳给他们带去的就是这样一点新希望。与其说是记录他们的痛苦，不如说是与时间赛跑，在抢救一段历史，然后以新闻的方式转告社会：请给他们一点帮助。正如廖峥艳在书中所说，有几位老人在她拍完照片后，就带着渴望、痛苦和遗憾去世了。人生别离有很多种，这样的别离多少带有些许心酸。但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她已经尽力了。

　　关于细菌战、关于细菌战与衢州，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然而，在特定的时间节点、以新的方式再现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是对抗战最好的纪念。都说今天的新闻将成为明天的历史，而廖峥艳所做的不只是记录历史，还在原汁原味地抢救性还原一段历史，将人作为历史的主角，在碎片化的组合中理出一条完整的情感线索：这是一次无声的控诉。历史终将渐行渐远，定格当下每一个背影，是我们这代人对下一代的一种历史交代。

　　我很赞同中国摄影学会会长徐祖根先生在本书所作的序言中所提的“大情怀”之说。从事一份职业，就注定会重复一样的流程，但情怀大小决定格局大小，是否真的用心去重复，结果大不相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喻国明先生曾用三句话勾勒了新时期新闻工作者的人格标准：俯仰天地的境界、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大彻大悟的智慧。作为同行，我原本以为自己还算得上勤奋，但看完这本图片集，我真的有些汗颜。还是用《南方周末》的一期记者节社论的标题作为结束，以共勉吧——你可以什么都不是，但你必须是记者。

　　我为什么要出这本书？

　　廖峥艳

　　廖峥艳正在采访细菌战受害者。 汪加干摄

　　毛双福、朱土文、严仁奎、张荣妹……电脑硬盘里，满满地存贮着近一年来我拍摄的70位细菌战受害老人照片。他们或坚毅，或痛苦，或愤怒，或无奈。他们是细菌战的受害者，也是细菌战的见证者。

　　毛双福老人，是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去年9月3日，我开车来到江山市，几经周折找到老人位于上余镇五程村的家。正巧，毛双福骑着农用电瓶车，顶着烈日，从田头干活回来。下车时，他利索地拿起车上的拐杖，熟练地地夹到腋下，然后微笑着向我走来，从容得全然不像个残疾人。然而，当他站在我的镜头前，跟我说起日本人进村烧杀抢夺，一家人躲到山上的事情时；说到父亲和哥哥都是死于细菌战，哥哥的腿烂得好像弯曲的丝瓜，因为没有截肢而过早去世时，双眼充满悲痛和愤怒。也就在那时，一旁听到这—切的外孙女突然闯进了画面，摸着外公的残腿，擦起了眼泪。我意识到我确确实实触痛了他们一家心底的痛。

　　采访回来后的几天，这种沉重的感觉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毛双福老人是不幸的，因为细菌战，让他变成了残疾人；因为细菌战，改变了他一家人的生活和命运。然而，毛双福老人也是幸运的，因为他还活着。我意识到，我必须全心全意去做一件我应该做的事。

　　从去年9月初开始，我利用所有的休息时间，开始在衢州6个县(市、区)间寻访.为幸存的200多位细菌战受害老人留影存证。截至目前，我已经走访了50多个乡镇(街道)，近100个村庄，100多个细菌战受害老人家庭。有些老人在我拍下照片没几天就去世了，有些我甚至还没有来得及留下影像……

　　作为一个摄影记者，我知道，有很多东西，今天不拍，明天就拍不到了，所以我的拍摄不会停止。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也知道，有种爱，今天不表达，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7月18日，我在自己供职的衢州日报报业传媒集团发起了“救助细菌战受害者”公益行动。报业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摄影部、民生部、96811公众服务中心、新闻网站多部门共同携手相关社会团体、公益组织、爱心人士，为这些还活着的老人一起送温暖。我带头把细菌战摄影作品获奖得到的一万多元奖金捐给了这些老人。目前为止，这个活动已为这些老人每人解决了1000元的福利红包、一箱等价于100元的药品……

　　“你所做的已经超出了一个记者的能力和工作范畴。”当我还在四处为这些老人筹钱募款的时候，一位朋友善意地提醒。可是我知道，摄影记者要做的，除了俯下身子，沉下心来，深入百姓，用新闻摄影作品的深刻和生动展示新闻摄影的魅力；让新闻人物和故事通过摄影记者的镜头表现出“深度”“厚度”和“力度”，最重要的一点还要发挥它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真正帮助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实现新闻作品的社会价值，让它在读者心中产生恒久的“温度”。　所以，我想到了出版这本书。我不仅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历史，知道我们的身边还生活着这么一些步入迟暮之年的艰难老人。还要让更多的人来关心这些老人，尽可能地给他们一个相对健康、幸福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