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江丰

苏联专家正在研究西坝头地质。

　　1953年3月24日。施工中的黄坛口水电站工地，罕见地驶来了一辆乳白色的小轿车。车门打开，走下三位白皮肤蓝眼睛高鼻子的外国人。工人们见了，十分好奇，纷纷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这三个“洋人”是谁？从哪儿来？到工地上干啥来了？

　　大坝曾被迫停工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初生的新中国进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共浙江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做出三年建设计划，并将建设黄坛口水力发电工程项目列入其中。经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批准，1951年10月1日，黄坛口水电站正式开工兴建。它是新中国建立后，全国最早开工建设的中型水电站，也是当时我国自力更生建设的装机容量最大的水电站，被誉为新中国水电建设摇篮之一，浙江第一颗夜明珠，也是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谭震林抓的浙江省最早的重点项目之一。

　　经过一年半的施工，银灰色的混凝土大坝便横贯乌溪江面，像拔节的庄稼日夜往上生长。工地上人声鼎沸，机器轰鸣，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52年春夏之交，工人们在大坝西面开挖山坡时，发现西山的岩石特别好挖，且一挖就破碎得像瓦砾。遇到下雨刮风，风化的碎石就噼里啪啦地往下掉。这样的岩石基础怎能牢固地结合坝头？原来施工前，主管部门并未对西山地质进行详细勘探，只在坝址勘探钻孔时，发现岩石基础良好，便推断西山地质情况亦如此。

　　施工的工程技术人员抱着侥幸心理，以为表面的岩石不理想，挖到里面总会好些。一番开挖后，结果仍然令人失望，工人们把里层的岩石比作豆腐渣。1953年2月，在挖掉了16万方土石后，还是不见完整的岩石，于是判定西坝头无法与完好岩石相接。

　　工程受挫情况被迅速反映到浙江省委和中央，引起省委和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1953年2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批示检查黄坛口工程。3月，在周总理布置下，由中央燃料工业部、公安部、监察部等部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会同省委有关负责人到工地检查。工程被迫停工。

　　这年12月18日至19日，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局长、毛泽东兼职秘书李锐到工地检查工作，勉励大家提出妥善的处理措施，向燃料工业部和水电建设总局汇报。

　　西山地质出现问题后，国内顶尖的水电专家、地质专家纷纷前往工地上调研，他们之中有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施家炀，浙江大学教授朱庭祜，水利部治理淮河的专家汪湖祯等著名专家。同时，工地上的工程技术人员也集思广益，踊跃献计献策。有人提出，用混凝土把整座西山浇筑起来，使大坝可以牢固地接头。但这样不仅将大大增加电站造价，技术上是否可行也没有把握。这一方案被否决了。还有工程技术人员提议：改变大坝坝型设计，把左坝头设计成弯坝，接到下游露头的岩石上去。我国著名水电专家、水电部总工、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两院院士潘家铮，时任工地技术员，负责计算“弯坝应力”。

　　苏联专家集体“会诊”

　　时值中苏关系友好的“蜜月期”，大批苏联专家来到我国支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央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设立了苏联专家组。专家组的苏联专家闻讯黄坛口水电站施工遇到地质问题，刚到中国的他们便风尘仆仆地从北京赶到工地，前来调研“会诊”。于是，便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场景。

　　首批来到工地上的三名苏联专家，分别为著名的水工专家嘎瓦利列茨，鲁赤金，库慈聂佐夫。苏联专家身穿深色呢子大衣或浅色风衣，头戴礼帽或鸭舌帽，有的还留着个性鲜明的浓密络腮胡子。工地上腾出了最好的办公楼，铺上了木地板，供他们休息。这栋楼从此有了新名称——专家楼。

　　当晚，苏联专家就以座谈的形式，听取了工地上工程技术人员的情况汇报，并询问了一连串的技术问题。夜深人静，专家楼里依然灯火通明。座谈直至深夜。

　　次日一大早，苏联专家就登上西山坡，实地寻找答案。山坡上或是施工工地，或是未开发的处女地，没有道路，专家们就从这个山坡到另一个山坡，攀上登下。他们手持放大镜，仔细观察岩石纹理，时时陷入沉思。直到黄昏日落，他们才回到办公室，匆匆吃了晚饭，便接着研究白天实地勘察的情况。专家们的敬业精神令中国同行们动容。

　　经过深入调研，结合苏联成功经验，专家戛瓦利列茨提出建议，在西山加筑一道粘土堆石坝，以解决大坝接头和山体稳定问题。同时，对滑坡区上部山体进行开挖削坡，减轻重量，减少滑坡区的滑动力；滑坡区和粘土坝内设置完善的排水系统。1954年1月，燃料工业部部水电总局批准了这一技术上可行且较为经济的处理方案，局长钱正英批示签字。“弯坝”方案则被放弃。

　　1956年11月，西山黄土坝开始兴建。苏联专家西特尼可夫专程到工地上做技术指导。他在工地受了风寒，病倒了，但仍然带病工作。

　　大坝建设是百年大计，质量第一。1957年秋天，施工中的黄土坝却突然出现了几条裂缝，真是好事多磨。意料不到的土坝裂缝让从来没有土坝建造经验的人们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如果挖掉重新填筑，得花多少劳力和时间，还要耗费宝贵的建设资金。有人算了算，返工至少得两年。苏联专家塔洛夫闻讯，立刻赶到工地。他和工地上的技术人员反复观察研究了每条裂缝，接着分析了黄土含水量和夯实程度。最终得出结论，原来是“秋老虎”发威，气候非常干燥，导致裂缝产生，不必挖掉土坝重填。专家一锤定音，工程技术人员悬着的心放下了，不禁欢喜跳跃。

　　已造的土坝是保住了，可土坝上的裂缝怎样来弥合，人们心中仍然没底。塔洛夫根据苏联经验，提出了用黄泥水灌浆的建议。工地上一试，还真管用，一条条裂缝奇迹般地合拢消失了。

　　塔洛夫还彻夜不眠地研究土坝设计图纸，提出修改土坝设计，减少黄土填筑量两万五千立方米的建议，为我国节约资金30万元。在那个年代，这可不是笔小数目。

　　友谊的大坝

　　黄坛口电站施工期间，到工地技术指导的苏联专家不只故事里提到的几位。据统计，先后有9位专家分期分批到工地进行指导。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鲍依科，洛斯托米杨，瓦尔考夫斯基……有的专家还不止一次到工地勘察和技术指导，如戛瓦利列茨。

　　苏联专家严守纪律，严格自律。工地上曾有过管理方设宴款待被专家们拒绝的轶事。一次，工地有关部门见专家们工作兢兢业业，十分辛苦，决定设宴招待。待中方酒菜准备齐全，通知专家们赴宴时，却被他们婉拒。专家们解释说，他们出席宴会，须提前半个月请示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并转告苏联外交部，经批准后方可出席。此时再行请示，显然时间上已不允许。

　　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6月28日至7月2日，还有一位女性苏联专家到黄坛口电站调研消除设备缺陷。其时，中苏两国关系已因意识形态冲突而交恶。这位名叫拉乌德的女专家已60来岁，是位水轮机设计专家。她偕同哈尔滨电机厂的工程师，到已经投产了的黄坛口电站来考察4号发电机组振动的原因。黄坛口电站采用的是哈尔滨电机厂生产的仿苏型水轮发电机组，其中4号机组运行中发生振动，不利于安全生产。拉乌德离开黄坛口电站后14天，苏联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华的1390名苏联专家。

　　星转斗移，逾越半个世纪多的岁月过去。当年的专家楼犹在，黄坛口土坝至今安全运行55年。苏联专家精湛的技术，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吃苦耐劳的作风，高度的工作热情，处处为中国人民利益着想的精神，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至今让人难以忘怀。

　　人们都说，黄坛口电站大坝是凝结着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大坝。

黄坛口电站大坝的土坝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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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坛口水电站位于浙江省衢州市境内，为钱塘江支流乌溪江流域两级开发的第二级电站，是新中国建国初期浙江省最早兴建的一座中型水电站。因大坝紧靠黄坛源汇入乌溪江之口而得名。大坝旁有九龙山、九龙寺，故又称九龙湖。黄坛口水库与湖南镇水库合称为乌溪江水库。乌溪江水库与周边景点共同组成衢州乌溪江风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