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灵庚诸葛慧艳

　　南宋以来，随着中国古代政治、经济重心南移，衢州的地位逐渐提升，学术文化也随之发展。衢州地处闽、浙、赣三省之界，是浙学、闽学与心学交汇必经之地。衢州古代学人著述丰富，虽然大多散佚，但仍有不少价值较高的著作传世。近代以来，衢州也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人物，如余绍宋、毛子水、方光焘、华岗、毛汉光等，他们在各自学术领域卓然成家，备受学术界推崇。在此将衢州古代著述按经、史、子、集四部类分别介绍，对其中有价值、有影响的著作稍作评述。

　　一、衢州经部著述

　　衢州学术绝不是边缘学术，而是始终融汇于大中华主流学术文化之中，经学著作在现存衢州文献中处于显著地位。

　　经部之首是易学。衢州学人阐发《周易》著作甚多，可考者有五十余种，著名者有徐庸、徐敷言、柴翼、江泳、徐霖、吾丘衍、鲁贞、郑伉、方应祥、周一敬、赵世对诸家，其学说或继承程朱理学，或传承陆王心学，亦有另辟蹊径、自立一说者。现存著作有明儒方应祥《周易初谈讲意》六卷、《新镌方孟旋先生羲经鸿宝》十二卷和清人赵世对《易学蓍贞》四卷。方氏《讲意》主旨在于阐发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圣创作《周易》之初意，发人之未发，今存此书为明末写样待刻稿，弥足珍贵。

　　随着宋、明理学的发展，四书学日益兴盛，衢州亦然。合计宋元明清四书类著述有三十余种，至今可见者仅有詹文焕《四书合讲》十九卷。

　　衢州古代学人在文字学、音韵学方面皆有创获，以小学成就最为突出。衢州所撰小学类传世著作有八种，学术价值极高。宋有毛晃《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其子居正校勘重增，此乃指导科举古赋用韵而作，对后世影响很大；元有吾丘衍《周秦刻石释音》一卷、《续古篆韵》六卷，另有朱宗文增订《蒙古字韵》二卷。明人叶秉敬有《字孪》四卷、《韵表》三十卷、《声表》一卷。《字孪》乃小学入门重要著作，清代学者李慈铭为《字孪》作批注，称叶氏在明人中最为有功于小学。《韵表》《声表》审音、辨音精准，其编排方式便于把握拼切原理，成为沟通“平水韵”与《洪武正韵》之桥梁，在音韵学方面甚有价值。清有徐钟郎《读诗韵新诀》二卷，此书为便作近体诗之用，富有价值。

　　二、衢州史部著述

　　北宋以后，衢州史部文献不断出现。浙东学派比较讲究实际，分外注重史学。衢州地近婺州，属于浙东学派范畴，也分外注重史学，比较重视致用，故尤以奏议、政书、地理类著述为多。

　　衢州地理类著述比较丰富，方志、边防、山水、游记、杂记等属类皆有，其中衢州学人撰述著作有二十余种。除衢人撰述其境外地理著述外，另有八十余种衢州府志和各县县志，其中不少为衢州邑人纂修。民国时，衢属五邑皆编修县志，多按传统方志体例修纂。除衢州府志、县志外，另有不少记载衢州山水志、古迹志之作。在现存的众多府县志中，其代表作当属余绍宋(民国)《龙游县志》，樾园此志乃民国方志之佳构，得方志界广为推崇。

　　自宋以来，衢州学人比较注重致用，故政书类著述特多，总计约三十种。衢州古代还有不少“史评”之作，可考者有十余种，然皆散佚。目录类著述有四种。今所存清代张德容《二铭草堂金石聚》十六卷，属金石学方面著作。

　　三、衢州子部著述

　　衢州子部著述比经部、史部著述都要多，儒家类、武学类、农学类、天文历算类、艺术类、术数类、医学类、杂学类、类书类、道家类、佛教类等皆有。

　　宋以后，衢州儒学比较发达，南宋朱子曾讲学于柯山书院，明代深受阳明心学影响，故儒学类著述亦比较丰富，与其相关之家训、蒙学著作亦可归入此类，计有八十余种。儒学类著作以《袁氏世范》最为著名，有“《颜氏家训》之亚”之称。

　　明清衢州名医较多，曾撰述著作五十余种。农学类著述有五种，天文历算类著作有四种，兵学类著述有六种，惜都已散佚。术数类著作有十余种，可见者仅有三种。艺术类著作有十余种，见存者有元吾丘衍《学古编》二卷。《学古编》卷首《三十五举》为最早研究印章艺术专论，吾氏在古印汉法基础上加以创新，成为中国古代印学理论奠基之作，六百年来一直被印学界奉为经典。

　　衢州古代著述可归入“杂学”者约有百种，其传世者亦有不少。宋江少虞《事实类苑》内容涉及范围很广，上至朝章典故、将相名臣逸闻逸事、边政外交，下至各地民情风俗、里巷琐事，无所不有，有助于了解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诸层面。清詹熙《兴朝应试必读书》为研究戊戌变法在地方社会的反响，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献。

　　在衢州佛教类四十余种著述中，以明代释传灯著述最为宏富，有近三十种，传灯大师被视为佛教天台宗第十九世祖师，在天台宗上升到“台教存，佛法存”的高度中起到关键作用，为天台宗中兴功臣，此诸多著作为其功绩之印证。

　　四、衢州集部著述

　　衢州学人多为儒雅君子，文、道并重，在注重个人道德修养的同时，吟咏诗歌，抒发性情。自唐宋以来，历朝历代皆有各具个性、比较著名的文人出现，著作如林。在衢州著述中以集部居多，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皆有。

　　楚辞类著作有清夏大霖《屈骚心印》五卷，此书仍存。唐代徐安贞《徐侍郎集》为衢州文集权舆，此书散佚后，由龙游先贤童佩辑录，今存二卷。唐人之作，除衢州学人自撰诗文结集外，另有衢人辑佚、评选、音注唐人著作。杨炯之作至明代已散佚，童佩每见其诗文辄录之，诠次而成《杨盈川集》，此书成后，不断翻刻，遂使杨文得以流传。

　　宋以后衢州学人文集层出不穷，宋代诗文集有八十余种，宋代衢州词学成就突出，毛滂《东堂词》、方千里《和清真词》、毛幵《樵隐词》都很有代表性。元代衢州文人诗文别集约有二十种。明代衢人诗文集特多，计有二百五十余种。清代衢人诗文集比明代还要多，有三百余种。趋于晚清，衢州词学开始走向复苏，产生了刘履芬、刘观藻、刘毓盘家族词学。江山刘氏词学著作，使衢州学术著作在晚清大放异彩。

　　由上述可见，衢州著述主要集中于五代以后。五代以前衢州仅有几种著述问世。自北宋始，衢州著述日益丰富，这与当时衢州经济、文化提高有关。据《宋会要·食货志》，宋神宗熙宁十年衢州商税税收位列今浙江各州第二位，仅次于杭州。衢州商业经济的繁荣，与此地的交通位置的重要有密切关系。杭州是宋代的第一大都会，由此地通往南方各地，皆需经过衢地，从而促使处于驿道要冲之地的衢州经济文化有了较大发展，也使衢州成为东南的军事重镇。

　　随着衢州经济的发展，宋代以来衢州教育受到重视。古代衢州较大的家族都有家学传统，此由衢州家训、蒙学类著作较多可见。自唐宋以来，衢州府学、县学较为兴盛。衢州书院教育比较发达，为衢州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北宋时衢州有五所书院，南宋时增至十七所，其数量和知名度都名列全国前茅。衢州教育的发达，促使该地不断有文人涌现，这些学人多著书立说，因而产生了大批著作。

　　研究衢州历史，建设衢州新文化，需要了解衢州的过去，方可把握衢州的现在，并预知衢州的未来，这都离不开对衢州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但是，历史文献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据研究，在衢州一千五百余种著述中，传世至今者仅二百多种，大多已湮没于历史劫乱之中，甚是可惜。在传世之作中，有近百种为孤本，另有二十余种孤本近些年始有影印本。如果现在不采取抢救措施，现存的这些古籍也可能消亡。而且，这些古籍多深藏于国家各级图书馆，普通人难得一见尊容，也不利于对衢州文献的研究。衢州市人民政府出资编纂、汇刊《衢州文献集成》，不仅可以弥补两浙郡邑唯衢州无丛书之缺憾，也有利于保存与研究衢州文献。此文化工程乃一伟大壮举，为藏之名山、功盖千秋之事业，必将载入衢州史册，流芳百世。本文转载自《古籍新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