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少飞秦川

　　耗时6年、规模浩大的《衢州历史文献集成·文集专辑》(以下简称《文集专辑》)今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丛书被列入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课题。14册的《文集专辑》共收录三衢唐以降先贤著述23种，共计600多万字。

　　载录浩博、事项赅备的《衢州历史文献集成》是三衢迄今最浩大的一次历史文献出版工程，让我们明白三衢文明是从怎样一条抵抗着风雪和粗砾、并荡漾出绚丽浪花的河流里延伸出来的……

　　《文集专辑》填补多项空白

　　编辑出版《文集专辑》，是衢州市委、市政府落实省委文化大省建设的重大举措，是建设“文化名市”战略的一项抢救性工作，是衢州文化研究工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其编纂主任、副主任分别是俞流传、王建华，主编、副主编分别是程相、祝云土。

　　这项填补空白的浩繁工作，参与点校、编辑工作的有澳门理工学院的王熹、浙江大学的鲍江华、浙江工商大学的王志邦等。当然，更多的是了解衢州历史文化的本土专家，他们在三衢先贤传世著作的调查搜集、版本鉴别遴选、标点校核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文集专辑》中的衢州先贤著作大多是第一次标点出版，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比如毛滂词，一般人多将他摈于二流作家之列，直至近代以来才受到不少专家学者的重视。如许宗元的《中国词史》、周笃文的《宋词》，就将毛滂列入宋词全盛时期的“四大名星”之一和“重要人物”之一。《毛滂集》以文渊阁《四库全书》中的《东堂集》为底本，其诗词涉及宦游、交往、爱情生活、山水游吟、日常起居等方面，全面翔实地反映了毛滂人生不同阶段的经历、追求、心态意绪的种种特点和变化，尤可从侧面清楚地了解当时党争政治的腐败黑暗，以及这一社会背景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灵魂的痛苦挣扎、悲酸呻吟，它是北宋中后期中下层知识分子生活风貌和思想状态的一种典型写照。故校注《毛滂集》，能让人们更深入了解毛滂及其时代。

　　再如北宋程俱的《麟台故事》，原本清以前就失传，现通行本有两种：一是清乾隆年间《钦定四库全书》辑本，辑自《永乐大典》，后刊入《武英殿聚珍版书》；二是明朝后期以来流传的影宋残本，系明隆庆元年钱穀收藏，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四库丛刊续编》。两个本子篇目互有异同，而原本篇目已无法确知，故两者无法互补。本次整理将两个本子一并予以收录。这一做法得到中华书局编辑的好评。

　　此外，郑永禧的《西安怀旧录》《不其山馆诗钞》《玩瞽思存》等，本次整理后为首次公开出版，对研究衢州历史文化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清远的绝响

　　衢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历为人才渊薮之区，学问者代不乏人。唐有杨炯、徐安贞等，两宋有赵抃、毛滂、程俱等，元明清有吾丘衍、徐应秋等，民国则有郑永禧、余绍宋等，哲儒辈起，典籍宏丰。《四库全书》收录衢籍人士即达43人，著述31种304卷，存目30种290卷。

　　这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因岁月浸邈，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卷帙散脱等现象，当然更多的是古籍中出现的脱文、错误、事误、重出、矛盾、简失、互异、缺漏、偏据、字讹等。《文集专辑》的学者们本着“无征不信”的治学态度，梳理着三衢历史文化的脉络、事象。笔者曾亲见鄢卫建点校《烂柯山志》，有时只为考证一个异体字，他从《康熙字典》到《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常常要翻阅一整天。笔者又曾亲见潘玉光、陈定謇、刘国庆、占剑等诸君工作，虽不敢说处处“呕心沥血”，但确是字斟句酌。

　　参与《文集专辑》的工作者以填补历史空白的使命感严谨地推进三衢历史文化的研究，拟篇目、定体例，辨伪求真、钩沉辑逸、推敲再三。

　　《文集专辑》补志垂之阙遗，资后学之考订。厥功至伟！

　　史学即史料学

　　在史学研究过程中，我们总是看重“问题意识”、“春秋大义”，我们偏重是否有所“生发”并对现实有所“观照”等，但绝不能以此轻易否认重目验的“东收西拾”之治学。历史文献整理是历史文化研究最基础的工作，故学者傅斯年曾说：“史学即史料学”。如《文集专辑》所涉江少虞的籍贯问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不可考，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说明》云：“江少虞，字虞仲，常山人”。检索明万历《常山县志·卷五》“乡贤”词条下按云：“如江少虞、江溥，乃开化科第也，止宜祀之于彼，故今《志》中不列。”即江少虞为开化人。清康熙《衢州府志》卷二十《世科表》，江少虞列入开化世科；光绪《开化县志》作开化人。开化县，宋太平兴国六年(981)以常山县开化场置。《事实类苑》成书于宋绍兴十五年(1145)。由此可见，江少虞生于开化县建成之后，其为开化人无疑。也就是说，这理董古籍的过程并非只是“史料堆集站”，它已蕴含着“问题意识”。

　　事实上，在历史叙事的“求真”过程中，渗透着人类意识和思想史运动的深层关怀。如上文所及的毛滂，以往的认识往往从一个角度，而从这个角度看到的侧面还很不完整，怎不令人失望呢？毛滂确在蔡京生辰时写过酬答词文，但如果通看毛滂集所涉生平，毛滂在宦途中并没有偏向任何一方，更没有和蔡京同流合污，干过坏事。反而在《东堂集》中，毛滂多次表露一种与世无争的清远、孤傲之气。故梳理《毛滂集》600多首诗词，并非简单地为毛滂“翻案”，是因为我们只有在全面的基础上，才能不“执一独射”地分析和结论。胡适之的“整理国故”背后其实就是“再造文明”。

　　从方法论看，从乾嘉朴学到兰克派史学、傅斯年史观，都强调对史料进行考证和辨析，不仅要考证历史文件的真伪，而且要分析作者的写作动机、政治和宗教立场、以及为人，以最终确定史料的可靠程度。是啊！假如我们弄不清“是什么”，便不能急着回答“为什么”，即使那种回答如何头头是道，却总不免令人怀疑这个“道”，只是心造的幻影。　穷先贤制作之意，审风俗淳薄之原。《文集专辑》为我们保存了丰沛的历史文化。当然，《文集专辑》仍有一些缺陷，比如许多收入《四库全书》的专集仍有阙如，体例选择标准看不出更偏重著述还是文献等，所幸的是这项工作还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