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月江

　　读书是一种习惯。我读书的习惯，是读初中一年级时形成的。1952年，我考入杭州树范中学，分配在初一丙班。语文老师王文宗先生建议学生每个星期最好能读一本课外书，并写读书笔记，虽然不算课外作业，但他强调，多读课外书，对提高语文水平有好处。

　　从乡镇小学一下子进入省城中学，别的不说，那汗牛充栋的图书馆，就大大开了我的眼界。我从学校图书馆借的第一本书是《土地》，薄薄的，比中篇小说长，比长篇小说短，作者陈学昭。星期六一个晚上就读完了。这本书居然是写我的家乡海宁县斜桥镇黄墩乡土地改革的，里面写的一些人(有的人用真名)和事，我都晓得一些。因此，这本书于我而言，“可读性”就特别强了，可以说是一口气看完的。后来了解到，陈学昭是一位从延安出来的老革命，杭州一解放，就在浙江大学当教授，1950年率学生参加工作组到斜桥镇参加土改。书的内容，就是写她亲历的乡镇土地改革运动。

　　我们读中学时，课业负担轻，除了早自修和晚自修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温习功课外，课余时间尽可看课外书或到西湖边玩。于是，课外书一本接着一本地看，寒假、暑假回乡时，图书馆还允许同学借五六本书回家。于是，当时流行的《新儿女英雄传》《日日夜夜》《家》《春》《秋》《小二黑结婚》《腐蚀》《子夜》《保尔·柯察金》《静静的顿河》等等，都借来读过。高中时，我与高健行、程午言等同学，还经常到学校附近马市街口的旧书店里去淘民国时期出版的旧书，如徐志摩的《猛虎集》、丰子恺的《猫叫一声》、陆蠡的《竹刀集》等。如是，喜读课外书的习惯就逐渐养成了。

　　习惯成自然。参加工作后，拿到第一笔16元工资，除了留伙食费，就到新华书店花3元多钱买来了《普希金诗文集》和《艾青诗选》。工余时间，唯一的爱好便是读书看报看杂志，并在有感想的时候，写点读书笔记之类的随笔。以前的不说，就在2010年下半年到2014年年底，居然写了72篇长短不等的书评与读书札记。其中书评50篇。凡写书评的书，都是我在文学界、新闻界的熟人送我的签名本，如张白怀、朱为先夫妇的《双叶集》，傅通先先生的《笑在天堂》，项冰如先生的《月泉心迹》等。

　　写书评、写读书札记，一定要有感而发，一定要说自己的话。例如，在评美籍华人、科普作家甘本祓先生的《航母来了》时，我不仅对此书采用国内罕见的解密档案、还事实于真相作了高度评价，还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纠正了书中的一些瑕疵。又如写《徐映璞与鲁迅谈男女平等——重读〈两浙史事丛稿〉之四》时，为了厘清史实，我仔细查阅了《鲁迅日记》中三次到杭州(或途经杭州)的时间、事由等，从而推断出徐映璞与鲁迅见面的具体时间与地点。《景美情深论亦妙——读项冰如散文集〈西湖月〉》中，我只着眼于作者观景察物时的独特感受下笔，例如，作者写金华侍王府壁画时，突然冒出一句：“戎马倥偬之中竟造起如此规模巨大的王府”，看是轻描淡写，实有“太史公曰”之史鉴。我就抓住书中作者类似对景区、对事件之“论”落笔。如是，我的书评，也就是“自己”的了。

　　总之，多读书有好处，能丰富知识，能充实生活；若有感受，写点书评或读书札记，留下自己对某一本读过的书的印象，也对得起朋友送书的一片情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