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乐清最偏远的大山深处，是一个农民孩子。1987年考入师范，1990年毕业回老家任教，1994年到育英学校工作至今。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我想说：是民办教育给我提供了发展的舞台！

　　　“选择，给自己一个挑战！”

　　我毕业后选择回乡任教，当时农村学校设施落后，学生基础薄弱。资源少，自己找；经费难，自己干……为劝说辍学的小珍入学，我不顾路途遥远，跑了五次她家终于感动了家长；为打好学生基础，我常利用休息日给部分孩子免费辅导；所有的资料都是自己刻钢板、油印……

　　山区几年，几届毕业班成绩均名列大荆区前茅，我也幸运地获得温州市教坛新秀称号。有了一些初步业绩，当时有一些大集镇公办学校想调我去任教。说实话，集镇公办学校“带寄读生”较为普遍，调到这些学校也许有丰厚的收入，这对几乎没有经济积累的我来说是个不小的诱惑。可是，如果“沉沦”于带寄读生以及一些不良生活习惯之中，我的教学生命还有吗？那一段时间，我时常陷入矛盾当中。

　　也许是机缘使然，那一年恰逢育英学校初创招聘，与董事长黄纪云先生的一番交流，民办学校灵活机制以及专业提升明晰了我的方向！是的，选择，就是要给自己一个挑战！

　　“困苦，需要坚守的毅力，突围的勇气！”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民办学校在乐清乃至温州还是新生事物，在民办学校的工作饱受社会的质疑。各种言论铺天盖地而来，“老师牛一样苦”；“老师的待遇是得不到保障的”；“学生很差的，是在公办学校读不下去的”……

　　社会的言论不是空穴来风，学校的工作负荷重也是显而易见的。我记得1995年开始担任两个班级的语文教学兼班主任，还兼任学校教务处、质管处副主任，《育英报》编辑与《育英教科研动态》主编，工作真是连轴转。更让我担心的是由于机制问题，比如连市地级教研活动，民办学校学习的机会也是很少的。

　　困苦、困境之中的我怎么办？我又如何做研究，带动团队建设？那时我想，既来之，则安之，求人不如求己。要往好处想，做事多这说明“我能行！”两个班级可以对比教学，这正好可以深入研究有效课堂；报刊正好可以作为研究的交流平台。

　　打铁要靠自身硬！于是，我从自己做起，一是积累，向录像学习。我从电教馆借来大量全国名师课堂录像带利用夜晚学生睡下后，观看录像，写下笔记，和团队成员分享。《白杨》一课，我前后看了不下五遍，以至于现在，我还能说出孙老师当年的教学路径。我也记不清楚自己写了多少笔记。只记得当时的项副校长看了我的笔记与备课本，大为惊讶，当作学校典型进行推广。二是请教，向名师请教。不用说向本土名师学习，记得95年下半年，为听到杭州名师虞老师的《狼牙山五壮士》，我乘汽车到杭州，结果到站太早，硬生生地在当时的武林广场上从凌晨三点等到六点，后来在张化万老师帮助下才得到一个听课名额。三是尝试，不断讨论改进，我总结出“滚雪球”教研范式，即一个课例不断对比研讨，不断改进，就像把雪球越滚越大，由此辐射取得“这一类”文本的有效教学，这在当时是有特色的。

　　我就这样咬牙坚守了几年，尽管步履艰难，但却点点进步。

　　同样，在班级管理上，我也坚守着“教育是一种高尚的服务”理念。陶行知先生的那句“捧着一颗心来”我始终铭记在心，也努力践行。

　　我清楚地记得1997年9月开学后没几天，班上小李同学突然高烧不止，医院检查之后怀疑是得了白血病就按此治疗。住院期间，作为班主任的我每天奔波于学校、医院之间，了解病情，安慰孩子。谁知病情非但没有好转而且在9月9日急转直下——当天夜里十点，我从医院回来躺下不久，孩子的父亲就敲响了宿舍的门：“俞老师，他不行了！体温高得把温度计都爆掉了，已经全昏迷了！你把他的衣服理一理吧。”看着他父亲绝望的眼神，我的心都揪紧了。

　　到了医院一看，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两个小时前，孩子还清醒的，现在却完全失去了知觉，情况真的危在旦夕。怎么办？作为班主任的我赶紧打电话告知学校领导并强烈恳求学校出面连夜请大专家会诊，一定要保住孩子的生命，哪怕是一线希望。还好，在董事长的联系下温州专家火速赶来会诊。原来病因是快上学前孩子去钓鱼被毒虫等叮咬后溃烂导致的败血症。

　　对症下药后几个小时，孩子的病情就有了一些好转，那一夜我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早目送着救护车将孩子送往温州治疗，我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学校。那一天，正好是“教师节”。事后，小李父亲拉着我的手说：“俞老师，多亏了你的坚持，他有第二次生命离不开你！”我想，正是不放弃，才把小李从死亡线上抢了回来。这是我做老师的责任，这也是我们的使命！

　　这样的事情当然是个例，但是民办学校不同于公办，孩子在校二十四小时，作为班主任、老师的我就要负责二十四小时，大小事都要细心，洗澡、吃饭需要过问，甚至孩子睡觉什么时候叫小便也要了解、落实。当然，半夜被叫醒是常有的事，这需要坚守的毅力。但是每当我看到孩子和孩子父母信任的目光，许多苦累也就沉淀成了一种美好的回忆。学生倪志福的父亲今年快六十了，我和他结下了十几年的友谊，他常说：“我第一眼看到你时，心想这个小青年能照顾好学生吗？后来志福挂盐水，你一直陪着，我才晓得你的责任心，我也放心多了。”

　　困苦中的坚守，有时在夹缝中；困苦中的坚守，有时在逆境中。我觉得幸运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温州市、浙江省人民政府大力扶持民办教育事业，相继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民办教育走上了良性发展的快车道。借着民办教育环境的改善，我也开始坚守后的突围。1999年上半年，我参加了省教育学院举行的“新秀培训班”。两个月的脱产学习让我从教学理念到论文案例的选题写作；从做课题到课堂观课的视角，我感觉进入了全新的天地。那一年温州教学评比，我连续获得多项第一名。此后几年，我继续努力，在专业上进一步发展，优质课、课题多项获得省、教育部的奖励。

　　1994年至2005年，十年磨一剑，因为十多年如一日的坚守，我终于迎来了教学的突围，十年，我也见证温州、浙江民办教育的不断发展。

　　“责任：小我与大家”

　　做了十几年班主任，也干了多年行政工作，我常常对自己说，无论怎样先进的理念，核心就是爱和责任。

　　寄宿学校的孩子条件好，但缺失父母沟通、关爱，所以孤僻、暴力、浪费似乎更突出一些。我想我有责任去帮助这些孩子。我想到西方哲学家尼采哲学思想“精神三变”之说。我把自己的育人理念复归于“婴儿”思想，即把一切放下，真正站在儿童的视角，遵循儿童的发展来教书育人。近几年，我一直以“成人小孩”的身份，致力于校本课程建设，我们研发了经典诵读、儿童阅读等课程，用课程来润泽孩子心灵。几年来，课程在乐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许多学校纷纷效仿，以至于经典诵读课程作为乐清经验入选全国未成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典型案例。儿童阅读课程成为乐清书香校园建设的标杆，中国教育电视台在前年还对我们进行了专题报道。

　　众所周知，民办学校往往师资良莠不齐，稳定性差，这几乎成了发展的软肋。自1999年负责这一块工作以来，“和你在一起”成了我的责任。所以每逢重要节假日，我总会和外地老师一起度过；为外地老师的孩子寻找幼儿园，为外地老师爱人进行工作安排(我们小学夫妻档有30多对)都是我的事。“和你在一起”，更重要的是不轻易解聘老师，近八年来，主动不续聘的老师仅为4人。

　　“和你在一起”，就是要真切地帮助教师设计个人职业规划，为老师提供各种发展平台，现场说课、设计、案例写作、评课，“教研周”、“学术月”可谓此起彼伏。2001年，陈老师从泰顺来校时只是一个普通教师，且作为书法老师应聘的。实践中，我发现他综合素养非常全面，大胆让其担任语文学科教师，帮他制定了三年目标。2005年他实现了目标，获得省青年教师阅读教学大赛一等奖。此后又相继评为温州市名师、省教坛新秀。十年来，共有50余位育英小学老师获得乐清市级优质课一等奖以上荣誉，仅2011年一年，就有近十位老师获得“温州市骨干教师”荣誉称号，成温州民办教育师资建设的“育英现象”。

　　“和你在一起”意味着只有深入老师中去，才能更加有效指导。比如，每一位教师的学期计划、期末总结，我都要细细阅读，逐一撰写评语。班主任为学生写的学期评语，我坚持一个个看过，择优交流。每学期1300多位孩子的评语，一看要好几天，但十多年来，我从不间断。

　　2006年，我有幸被评为省特级教师，在担负繁重行政工作的同时，我始终坚持学术水平提升。我也深知作为特级教师，更要起指导作用。为此，我利用学校以及名师工作室这些平台，经常组织教科研活动、结对乡村学校，指导青年教师。让我颇为自豪的是我结对乐清白石中心小学、瑞安广场小学等学校近六年，每学期我都要挤时间到这些学校进行教学指导，深受这些学校老师的欢迎。看着一个个青年老师在我的指导下成为温州小语的新锐，我真觉得幸福。

　　将责任带向更远的地方也是我的想法。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我积联合党支部、工会、初中部发动全校师生为灾区捐款40余万元。为支援青川灾区教学研究，我主动接受省教育厅支教任务，2010年到青川支教一周。青川老师、学生的坚强让我深受洗礼，我写下万字支教手记。

　　多年来，只要不出差，我几乎每天都是五点多第一个到校，晚上迟迟离开，风雨无阻。哪怕去年小腿肌肉严重撕裂，打着石膏，四十多天时间我也天天在校。同事们总是这样说：“他太忙了，每天第一个到校的总是他，如果六点多收到短信，准是俞校长发的。”我是忙，但我忙得充实、忙得快乐，忙得幸福。

　　诗人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近20年的民办教育生涯，我从一名普通老师成长为民办学校土生土长的特级教师，我想这是温州、浙江民办教育发展给予我的机遇。我会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