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2016.10.26 来源:超级管理员
1995年3月,陆放(左一)护送父亲的部分骨灰回家乡。资料图片
长征后的徐以新,和家人在延安留影。资料图片
(记者 徐丽)
衢江区岭洋乡抱珠垄村的乌溪江畔,满眼苍碧。几点微凉的秋雨,碎了满河斑驳的绿影,落在苍松翠柏簇拥着的墓碑上,一片静穆。在这里,长眠着一位长征路上走出来的衢籍新中国外交官徐以新。
1994年,在生命的终点,这位在外交战线上纵横捭阖了一辈子的开拓者与和平使者,回到了家乡的清清江水边,至此,徐以新83年的生命轨迹沿着新中国的版图画了一个圈,终于又回到了原点。
从1994年到1935年,当时光倒转一甲子的光阴,也是在一条泛着同样清澈涟漪的江水边,徐以新的长征征途正式拉开了帷幕。而那一条江的名字,叫做嘉陵江。循着两江流水的奔涌不息,我们试图从革命前辈徐以新的长征轨迹中,寻找那幅血与火、存与亡的历史画卷,寻找那段铭刻在雪山草甸间的不朽传奇,同时,更是在寻找着一个答案——在那生死存亡的绝境中,先辈是为怎样一种信仰,跋涉千山万水而不辞劳苦;又是用怎样一种精神和意志,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最终燃成燎原之势?
徐以新简历:
衢江区岭洋乡人。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半个”。16岁从军参加北伐。1927年参加上海武装起义。同年加入共青团。曾任中央军委机要秘书。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入党,次年回国。后任鄂豫皖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参谋主任,参加了长征和西路军,抗战中任鲁艺政治部主任、统战部干部科科长、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解放战争任依兰县委书记、沈阳卫戍区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司长,驻阿尔巴尼亚、挪威、叙利亚大使(1962),外交部副部长(1965),文革后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1979-1982)。1994年12月30日,徐以新在北京溘然长逝,他的部分骨灰撒在家乡抱珠垄村的土地上。
峥嵘岁月,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万壑树声满,春风江河青。1200年前,唐代大诗人杜甫用这样的诗句来形容当时嘉陵江及其沿岸生机盎然的景色。
作为长江的支流之一,嘉陵江在四川盆地北部苍溪县城外东南2公里的地方拐了一个大弯,自古就有“秦陇锁钥” “蜀北屏藩”之称,徐以新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征途正是从这里跨出了第一步,开始了长达18个月、漫漫万里的征程。
1984年10月,83岁高龄的徐向前元帅故地重游,以千钧笔力,在这里挥毫书写了“红军渡”三个大字。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从1935年3月强渡嘉陵江西进开始,到1936年10月与红一方面军会宁会师结束,历时1年零7个月,途经4省,他们用脚底板踏平一万余里路的艰难险阻,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
“从小,我是听着父亲的革命故事长大的。”徐以新的次子陆放告诉记者,父亲15岁那年怀揣一块银元投奔革命队伍的故事,一直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那是一个烽烟四起、同时也热血沸腾的年代。父亲和无数的志士仁人一道,坚守着自己的信念,渴望着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寻找一条能够引领中国奔向现代文明的民族独立与复兴之路。”
在不能攀越的群山之间,是河流最先开出道路。在陆放的记忆里,父亲徐以新正是凭借着这一股流水般的韧劲,开始了自己漫长的革命征程——1930年,徐以新在苏联留学时转为中共党员;1931年春,他学成回国,任共青团沪中区委书记,后来又做通讯联络和报务员培训等地下工作;同年11月,徐以新受命赴鄂豫皖苏区工作,担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鄂豫皖苏区外交委员会主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军委参谋主任。
1932年10月,面对反“围剿”失利的严峻形势,徐以新随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两万余将士撤离鄂豫皖苏区,向川陕进军,开始西征。他们越过平汉路、血战漫川关,越秦岭、走汉中、渡汉水,转战三千里之后在大巴山区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此后又相继挫败了川军的三路围攻和六路围攻,部队很快发展到8万多人。
踏上征程,两大主力红军会师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使红四方面军的西征计划不得不提前实施。中央电告红四方面军:中央红军即将北上入川,要他们立即向西配合和支援。
1935年3月28日,为与中央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兵分三路,在苍溪、阆中百里江面上发起了强渡作战。为了渡江,红军专门成立了直属水兵连。在距苍溪县城20公里的嘉陵江支流东河岸边王渡场附近赶造了75只木船,这些渡船身小、形式巧、体量轻、航速快、每只可容一班人的“毛蚌壳”(也叫“五板子”)船,为红军胜利强渡嘉陵江提供了物资保证。
同时,红军充分利用王渡河滩与嘉陵江红军渡江主渡口相似的地形地貌,在东河上划船、泅水等渡江作战训练,被称为是红军的第一支水军诞生地。在强大火力掩护下,红四方面军控制了巩固的登陆场,架设了浮桥,主力顺利过江。这支由年轻人组成的红色大军,在地球上最险峻的峰峦沟壑与渺无人烟的荒野草甸中迂回穿插,突破封锁,粉碎了敌军的围追堵截。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三十军在政委李先念的带领下进入懋功,同刚过雪山的中央红军(随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会师。两大主力红军会师,使红军总兵力达到十余万人,全军军心振奋,士气高昂。看到远征万里的红一方面军指战员衣衫破烂、物资缺乏,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供给了许多粮食和衣物。而他们的征程,共同串联起中国西部最激越的河流、最巍峨的高山、最广袤的草原。《红星报》以《伟大的会合》为题发表社论,称这“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是决定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发展的事件”,“是五次战役以来最大的胜利”;毛泽东等人评价:“中国苏维埃运动两大主力的会合,创造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新纪录,展开了中国革命新的阶段,使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惊惶战栗。”
负重前行,长征路上的“囚徒”
对于徐以新而言,1935年的秋天,似乎注定是个“多事之秋”。
此前,徐以新以红四方面军参谋主任身份,与西北军杨虎城将军的全权代表孙蔚如进行谈判,达成了“互不交火”秘密协议,为四面受敌的红四方面军开辟了一条红色交通线。
而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红四方面军又违背互不侵犯协定,突袭杨部驻地,全歼杨竹荪团,从而在杨部领导人中产生了极坏的政治影响。而同年8月,两军混编共同北上,张国焘率左路军穿过松潘草地到达阿坝后,拒绝继续北上,南下再过草地,希望能在西康创建根据地。对此,不少人提出了反对意见。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朱光、原张国焘秘书李春霖、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中央派来的干部廖承志等相继被关押,徐以新也是其中之一。
在关押期间,徐以新尽管被张国焘的保卫局看管监视着,却始终不向张国焘示弱,保持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气节。他以顽强的意志,随红四方面军经历了三过雪山草地的艰难历程。由于徐以新刻得一手漂亮钢板字,从此刻石板、印传单就成了他的任务。漫漫长征途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个瘦削的身影,背上背着几十斤重的石板,艰难地随着部队前进——白天行军赶路,晚上刻字印传单,还经常到沿途的村落里去做宣传工作,这就是徐以新在长征途中的真实写照。
1983年,谢觉哉夫人、女红军王定国曾在诗中赞道:“长征路上六君子,挥毫不倦敌胆寒”。这六君子指的就是廖承志、罗世文、朱光、李春霖、徐以新和郑书。
勋业无言,山河永记
“长征给父亲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爬雪山、过草地。”陆放回忆道,位于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连接处的松潘草地,纵横六百里,平均海拔3500多米,草地上暗河密布,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大片沼泽。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成片片草甸,覆于沼泽之上。
远远望去,黄草漫漫,看似风景宜人,其实处处是陷阱,一旦踏入沼泽地就会陷入其中,越挣扎陷得越深,不能自拔。草地气候恶劣,年平均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雨雪风暴来去无常。经过这荒无人烟的草地,每前进一步都充满险情。许多红军战士深陷泥潭、壮烈牺牲的情景,让徐以新终生难忘。
“父亲曾经说过,由于粮食短缺,人们只好到处挖野草、采野果充饥。有一次,大家从河里捞上一块牛皮,煮后烤着吃了,鼓皮、皮带也都成了食物。晚上的草原温度极低,大家就背靠着背休息,有的战士睡着了就再也没能醒过来……”陆放说道。
“夹金山海拔达几千米,山上终年覆盖着冰雪,山势陡峭,气候恶劣。队伍经常半夜就开始爬山,中午到达顶端,下午就必须下山,不能在山上停宿。山上没有现成的路可走,全靠前卫部队的开凿,后面的人紧跟着前面人的脚印一步步地前进,稍不留意就会滑入深渊。快到山顶时,突然变天,乌云乱飞,风卷雪扬,混沌一片。接着,核桃大的冰雹噼里啪啦地砸下来。山上没有躲避之处,大家只好把背包、挎包顶在头上遮挡。冰雹过后,天更冷了,狂风夹着冰雪吹打在身上,像刀割一样,大家把被子裹在身上行进。越往上走,空气越稀薄,呼吸就越困难,胸口像堵了块棉花,透不过气来……”后来,徐以新在回忆长征那段不同寻常的长征历程时这样说道:“长征路,是一种磨砺,在革命精神和坚强毅力的支撑下,坚持就是胜利。”
在忍辱负重中,徐以新默默地走完了长征之路,1936年10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宣告长征胜利结束。至此,人类捍卫家园和平与民族尊严的历史上,又增添了一颗耀眼的星辰。
而这一年,徐以新刚满25岁。那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的时代,也是一个年纪轻轻就丢掉性命的时代。如果说长征是震惊中外的壮举,那么,湘江之战则是这一壮举中最惨烈、最悲壮的一幕。湘江之战,红一方面军三面受敌,后来担任过国防部长的团长耿飚身患疟疾,仍举刀冲向敌人,那一年,耿飚也是25岁。
长征途中,红军穿越了数十年来没有一支军队经过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突破了国民党中央军和10个地方军阀的围追堵截,几乎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平均走365华里才休息一次。他们就是这样,从长征走向抗日战场,走向解放战争,走向抗美援朝,在一步一个脚印中,积蓄着改变中国的力量。
勋业无言,山河永记。在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该向无数个和徐以新一样的长征战士致敬。 (本文参考《徐以新传》、张国焘《我的回忆》、《西行漫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