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焱 刘亦凡

　　北京东二环附近一间不大的公寓内，叶廷芳一边研究着新拆封的助听器，一边笑言“一见电子产品就畏惧”。

　　虽已年近耄耋，双耳听力明显下降，又有糖尿病的困扰，但叶廷芳从未停下工作脚步。他刚出差回京，在家中接受采访，仍身着整洁的条纹衬衫与笔挺的西裤，使人感受到一种知识分子的自持。

　　阳光投射在铺满整面墙壁的白色书架上，照亮叶廷芳大半生的积累与成果：文物、建筑、哲学、美学……而这一切的发端，都要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叶廷芳与以卡夫卡、迪伦马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德语文学的结缘。

　　结缘

　　叶廷芳与德语文学的结缘，由来已久。

　　1961年，刚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毕业的叶廷芳留任助教，3年后，又随恩师冯至从北大调任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在外文所，叶廷芳第一次从内部发行刊物上读到了在当时被视为“毒草”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这中间就包括卡夫卡和迪伦马特。

　　“我看了这些‘颓废派’作品，觉得它们并不颓废啊！里头甚至还有些很健康的东西。”对当时主流定性的怀疑，促使叶廷芳萌发了翻译、研究现代派作品的念头。

　　“文革”结束恢复工作以后，爱好诗歌的叶廷芳曾一度将德国诗人海涅作为研究重点，拟定了一份详细的提纲，请时任外文所所长的冯至给予指点。

　　冯至浏览提纲后，向叶廷芳传达了一个令他耳目一新的信息：时任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希望研究人员能研究一些新鲜的、没有研究过的问题，不要总是做“研究的研究、死人的研究”。

　　火花在叶廷芳的头脑中瞬间点燃：“卡夫卡、迪伦马特对于大家来说不是比较生疏吗？大家对他们的作品甚至还有误解。”他思忖再三，决定放弃从少年时代就钟情的诗歌领域，转而关注小说与戏剧。

　　1978年，叶廷芳在国内率先翻译了迪伦马特的戏剧代表作之一《物理学家》，很快被上海的《外国文艺》发表，并迅速被上海戏剧学院采用，交给表演系毕业班排练、演出，引发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应。

　　而作为曾经的内部发行材料，卡夫卡的《变形记》已有了一个现成的李文俊译本，还需配介绍。叶廷芳花费两个月时间，洋洋洒洒挥就1万多字，将介绍与小说一起，发表在1979年的《世界文学》第一期上。

　　那时的《世界文学》刚刚复刊不久，发行量多达30万份。叶廷芳的介绍立足于对卡夫卡的肯定，使许多人意识到过去饱受批判的现代派并非一无是处，因而引发了强烈的反响。

　　但是，刚从“文革”中走出的社会“病去如抽丝”，许多亟待转变的观念尚需时日才能回到正轨。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强调对现代派的研究要着重于艺术借鉴，对思想方面要慎重。

　　为此，叶廷芳又从美学角度出发，在《文艺研究》上发表了《西方现代艺术的探险者——论卡夫卡的艺术特征》一文，再次收获好评。他说：“这篇文章至少让人感觉到卡夫卡是一位严肃的作家，所以并没有像我估计的那样至少会受到一部分人的批评。”

　　经此一试，叶廷芳“胆子就大起来了”，开始将卡夫卡的作品向思想层面、存在主义哲学层面联系，并在此后的30多年里，不断致力于德语文学的研究与翻译工作，后来还接任了冯至先生首创的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一职。

　　共振

　　艺术上悖谬、异化、陌生感、荒诞感、恐惧感、负罪感重新审察世界，为艺术献身……作为国内卡夫卡研究的先行者，谈及他，叶廷芳总是娓娓道来。

　　叶廷芳认为，卡夫卡艺术上的深刻，不仅在于敏感地觉察到了20世纪之后世界文学与哲学的潮流和走向，更在于怀揣着自身的负疚意识，写出了人性当中的多重可能。而后者，正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所缺乏的。

　　以文为媒，叶廷芳跨越时间与空间，不断尝试去接近和理解卡夫卡，而对卡夫卡的研究，也为叶廷芳认识和解释世界提供了思想上的导引。

　　“比如说《城堡》里面，主人公在村子里居住，需要居住证，就想办法通过各种关系去获得。很简单的一件事，就这样写了二三十万字，全是生活的‘粘兹’感觉，这也正是后来萨特的感觉。”叶廷芳说，他认为卡夫卡通过放大人的荒诞处境，展现出文明的悖论：人类本来应该越走越进步，但有时文明的发展却给人类带来危机，比如说科学发明本该造福人类，但核武器却可能被用来毁灭人类。

　　除此之外，叶廷芳也认为自己与卡夫卡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层面，而是更深层次的“精神相遇”，是生命体验的一种“共振”。

　　“比如说《变形记》里，格里高尔本来是家里得力的生活来源提供者，后来他病了——‘变形’是病的一种喻意表达——不能再给家里提供生活来源了，家人对他的态度也慢慢变了。中国有句俗话叫‘久病无孝子’，一个人病久了，对家里没有好处了，家人与他的关系也就慢慢淡漠了。”

　　《变形记》里的情节，时常让他感怀于年少时自己在家中的处境。1936年，叶廷芳出生于浙江衢州农村的一个中农家庭。由于母亲早逝，因患肺结核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的父亲，一直将希望寄托在三个儿子身上，盼着他们快点长大成为劳动力，挑起家庭的担子。

　　不幸的是，老二叶廷芳10岁那年的一次贪玩，断送了一条左臂。

　　致残后，父亲对叶廷芳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有不高兴的事情就拿他来出气。家里的兄弟姐妹看见父亲的表现，也慢慢改变了对待他的态度。“我在家里落到了最底层，谁都可以随便来骂我、歧视我。”叶廷芳说。

　　像卡夫卡一样，叶廷芳越来越害怕父亲，畏父情结加上社会歧视，造成了他一度的自卑心理，同时又孕育着他的某种叛逆情绪。

　　光热

　　童年的际遇改变了叶廷芳的命运，也因此逐步培养起他的社会责任感。“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残疾孩子将来养活不了自己，会成为‘社会废品’，所以，我从小就尝试证明自己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甚至还能够为大家尽点力，做些事。”

　　正是这股不服输的劲儿，让叶廷芳在学业、专业之外，更多地关注社会。

　　从初中起，叶廷芳就利用寒暑假组织村里的年轻人，为缺乏文娱生活的乡亲们建起了一个戏剧班子，叫“农村剧团”，利用当地流行的越剧曲调来填词，义务为大家演出，很受欢迎。

　　每次返校，“演员”们都敲锣打鼓送叶廷芳到村口。“这段经历激励了我积极的人生观，也为我后来与戏剧结缘埋下种子。”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接触了更多的西方思想，叶廷芳又增添了一种启蒙意识，在德语文学研究之外，他更多地关注公共事务，并尝试通过传播来启悟民众。例如在圆明园复建的问题上，叶廷芳曾连发数文，主张保持圆明园遗址的历史原貌和“废墟之美”，强烈反对复建。他认为拼命花钱修旧如新、大拆大建，是对文物的破坏而非保护。

　　叶廷芳也常常把眼光转向建筑领域，从美学角度出发看待建筑，发表文章探讨北京的城市规划，呼吁提高设计师的地位，强调建筑的艺术属性等问题。这种跨学科的视角，受到了建筑界的欢迎与重视，而他在建筑界的最大“动作”，是影响了国家大剧院的设计。

　　1998年，国家大剧院的建设正在筹备中，中央批准用国际招标的方式选择设计方案。当时负责项目建设的人员在投标会上说，这项设计要符合三个“一看”：“一看就是个剧院，一看就是中国的，一看就是建在天安门广场旁边的。”

　　叶廷芳非常不赞成这三条要求，他抢在第一轮评审以前，先后在《中华建筑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撰文反驳。他认为，悉尼歌剧院一看就不是个剧院，却提升了澳大利亚的国家文化形象；中国传统大屋顶的审美规范，早就在两千多年间的建筑中穷尽了，不可能再有超越；而天安门周围已经形成了既定的、宏伟而带有政治意义的建筑群，再与它协调势必臃肿，不如尝试反差的审美效应。

　　在文中叶廷芳将自己对国家大剧院的美学期盼，也概括成了三个“一看”：“一看是美的，不愧是一座建筑艺术的杰作；一看是现代的，能与世界建筑新潮流衔接，因而与我国的对外开放态势是合拍的；一看与天安门周围的群体建筑不争不挤，单门独户，相得益彰，相映生辉。”

　　叶廷芳说：运用“反差原理”来处理天安门建筑群附近国家大剧院的空间难题，符合“后现代”建筑的“对话意识”理念：我尊重你的既定存在，我也不掩盖我的时代特征。

　　叶廷芳相信自己的观点会对评审有影响。最终中标的方案，是来自法国设计师保罗·安德鲁颇具现代艺术气息的“巨蛋”，基本符合了叶廷芳对国家大剧院的期许。

　　最后，安德鲁还与叶廷芳见了面，一起吃饭、观剧。

　　从南方乡间渴望上学机会的独臂少年，到中国顶尖科研院所的德语文学研究专家；从卡夫卡、迪伦马特充满荒诞与悖谬的文学世界，到眼前遍布观念矛盾和思想碰撞的现实社会，叶廷芳从未停下过超越自我的脚步，也努力尝试去影响他人和周围的世界。

　　叶廷芳说，他的人生哲学是“有一分热发一分热，有一分光发一分光，让生命在燃烧中耗尽，不让它在衰朽中消亡”。难怪，2008年苏黎世大学在遴选叶廷芳为该校“荣誉博士”的推荐书里，表彰叶廷芳的学术思想和处世态度具有“勇敢精神、先锋精神和正直品格”。

　　2015年3月，由叶廷芳主编的《卡夫卡全集(插图本)》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他将之视为毕生翻译和研究卡夫卡的一个里程碑。而谈及对未来生活的规划，叶廷芳多了一分随性：“现在，终于可以想写点什么就写点什么了！”

　　(原载《光明日报》，本文有删改)

　　叶廷芳主编的《卡夫卡全集(插图本)》资料图片

 

　　叶廷芳中潜摄

　　人物链接叶廷芳，1936年出生于浙江衢州，1956年考取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64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先后担任外文所文艺理论室副主任、中北欧文学研究室主任，兼任全国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第九和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先后获聘瑞士苏黎世大学荣誉博士、国际歌德学会荣誉会员，代表作品有《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卡夫卡，现代文学之父》《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美的流动》《遍寻缪斯》《美学操练》《卡夫卡及其他》《论卡夫卡的精神结构》《西绪弗斯的现代原型》《论悖谬》《论怪诞之美》《西方现代文艺中的巴罗克基因》等以及译著、编著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