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浩然

　　今年3月初，我接到汪朗青先生的电话，他说根据父亲遗愿，把万册藏书全部捐赠给开化县政府，政府为表其功，专门开设一个藏书馆，名为“汪子豆美术藏书馆”。这事虽已过去半年，但近日得知藏书馆很受当地人欢迎，我仍十分感慨。

　　我对汪子豆先生并不了解，只是记得丰一吟老师的《丰子恺著作登记簿》中有这样的记录：“丰子恺文、画《文明国》，1946年1月(上海)作家书屋初版，我无，汪子豆有书。”另外还有《小钞票历险记》、《子恺小品集》等部分珍罕书籍，都写有“我无，汪子豆有书”同样的内容。我曾好奇地问一吟老师，“汪子豆为何人？”她说：“我只知道此人藏有很多我父亲的书，而且多数是我没有的，另外还有一些字画。我父亲和他通过信，具体怎么交往的我也没有记忆了。”当时我就想，汪先生定是一位大学问家、藏书家。

　　带着这个疑问，我来到了开化。

汪子豆铜像。

　　万册藏书，凝情聚感

　　汪子豆美术藏书馆坐落在开化县城花山玉屏公园内，是座古香古色的仿古建筑，一楼为创作室，二楼为藏书阁。整个书馆背靠青山，空气清新、环境优雅。二楼大厅为展示区，陈列着“子豆铜像”、“子豆著作”和“子豆手稿”等。藏书阁入口处有“汪子豆年表”：汪子豆，1921年生，1946年考入上海美专；1958年曾受聘为全国农业展览馆的总设计师；1963年受邀协助筹建八大山人书画陈列馆；1973年经程十发、张岳健介绍，入上海工艺美术学校图书馆工作。2003年12月19日在南昌病故。

　　汪子豆自幼爱好文艺，尤其钟爱绘事和研究，对石涛、八大山人以及国外塞尚、梵高、毕加索等绘画大师的思想、艺术均有独到见解，在海内外享有较高声誉。对近代画家齐白石、潘天寿、李叔同、徐悲鸿、傅抱石、丰子恺、朱屺瞻、关良、来楚生、谢稚柳、钱君匋等仰慕不已，并多有交游，为我国著名美术史学者、书画鉴赏家、编辑家。尤其是在八大山人的研究上，受到学界一致推崇。编著有《八大山人诗钞》、《八大山人书画集》、《八大山人年谱》、《八大山人艺术》等。

　　藏书阁不仅藏有汪子豆自己的研究成果，更多的是师友大著和一些资料书。据汪朗青先生介绍，此阁楼是仿照其父在上海四川北路书斋所建。阁内汗牛充栋，四排书架内挤满了书，约有一万二千余册，以美术资料为最多。四面墙上陈列着丰子恺、潘天寿、朱屺瞻等名家的字画。两幅子恺漫画悬挂在藏书阁内门的左侧，特别引人注目，名为《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和《注意力集中》。每幅画均题有上款：“子豆贤棣惠存”。所藏丰子恺的民国版著作果然不少，约三十余册，文集有《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画集有《幼幼画集》、《子恺近作漫画集》，当然还有难得一见的《小钞票历险记》、《子恺小品集》、《文明国》等珍本，也不乏丰先生的亲笔签名本。

丰子恺致信汪子豆。

　　忘年之交，亦师亦友

　　汪朗青先生对我说：“我父亲原名汪志大，在上初中时曾用名汪林，当时买到有子恺漫画的书，看后很是痴迷，一心想拜师学艺。他仰慕丰先生的艺术学识和人格，取‘愷’字之中的‘豆’字，得此笔名，并一直沿用。针对绘画怎样选纸用笔还专门向丰先生写信求教。”

　　丰子恺对这位青年学生也是关爱有加，在颠沛流离的逃难中他回信说：“汪林先生：来书收到。承询各点，略覆如下：一、中国纸即可，宣纸最佳。二、用狼毫。三、三十二开或十六开本……六、多作石膏型写生。七、学字有助，但不必学我，可学章草。八、作画态度。九、二种修养：(一)学习石膏写生；(二)修养人生观。专此奉覆，即颂文安。弟丰子恺顿首。1943年4月，重庆沙坪坝。”

　　为探究子恺漫画的学习门径，汪子豆不仅向丰先生问学，也曾写信给画风酷似丰子恺的黄澍。黄澍，字耘非，安徽休宁人，学丰子恺书画颇得神采。黄澍根据自己所学，从选纸、选笔、速写线条、构图等方面也都作了详细的答复。如“构图实在不一定与速写发生关系。速写的练习是必要的，然而亦能帮助作画时轮廓的准确。而构图则关乎整个画面，应当要注意到‘多样的统一’……”

　　得益于各位师长们的谆谆教诲，汪子豆在绘画方面也有所成就。曾与章国霖合绘《预防蛔虫病挂图》，4开8幅，1957年7月由上海卫生出版社出版；与邹纪华合绘少年科技活动丛书之一《电动起重机模型》，1961年9月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在连环画的创作上，1956年与章国霖合绘了《拖拉机来了》，由河北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1966年4月改编了连环画《永远向前》，等等。

　　汪子豆喜欢收集丰子恺的著作，也关心丰子恺的身体和绘画事业，曾多次写信问候。1937年11月，日军轰炸位于桐乡市的石门湾，正在用绘画形式记录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的丰子恺，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宁做流浪汉，不做亡国奴，向大西南避乱。逃难途中为防不测，他不惜把此书画稿投入河中。汪子豆知道此事后，便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寄奉给丰子恺，希望继续完成，以警世人。可丰子恺在大后方居无定所，几经辗转，书收到后已接近抗战胜利。1945年5月17日，丰子恺回信说：“承勉再画，未能实行。因近来体弱多病，不胜其任，且胜利在望，敌罪当由国际判处，此书不画亦可也。原书谨保存，如尊处有用，当即寄返。”

　　汪子豆热爱丰先生的艺术，更敬仰他的人格，建国后曾到上海日月楼多次拜望。丰先生也很喜欢这位勤奋好学的后辈，多次赠书赠画。1962年5月22日，丰子恺回信说：“子豆同志，你如此关心我的字画、文学，亦甚难得。”不久“文革”伊始，两人中断了往来。丰先生去世后，汪子豆又和丰家后人取得了联系，共同为丰子恺研究出谋划策，奉献心力。

　　如今，虽然汪先生也离开了我们，但他一生著书立说，执著学术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而“汪子豆美术藏书馆”也不再是汪先生个人的精神寄托和心路历程，它将肩负起树立大师风范、弘扬民族文化的艰巨使命。(本文作者系桐乡市丰子恺纪念馆前馆长)